清江浦兴衰:大运河与城镇化-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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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浦兴衰:大运河与城镇化

唐博 |

发布日期:2019-04-12

清江浦的兴盛得益于运河,清江浦的衰落也缘于运河。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安府山阳县发生一起命案,震惊朝野。

奉旨查赈的朝廷命官李毓昌离奇死亡。案发现场像是上吊自杀,但破绽多多。经过多方查证,确认是知县私吞赈灾银两,担心罪行败露,买通李毓昌的仆人,将其毒死。由于案情曲折,故事离奇,人称“淮安奇案”。

每每读到这桩案子,人们总会关注案情,而忽视一个事实:引出故事的这次洪涝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在淮安地区,这与淮安附近的一个地方有很大关系,它叫“清江浦”。

 

兴于运河

清江浦,原本是江苏清河码头到山阳县之间的运河名,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期。起点在今天的扬州,终点就是今天的淮安。没承想,这条军事运道竟成为隋炀帝大运河的基础,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使淮安成了南北水路的交通枢纽。不过,时至宋元,黄河夺淮入海,运河改道,这里风光不再,逐渐淤塞。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养活北京的百万官民和军队。华北土地贫瘠,粮食难以自给,只能仰赖江浙地区每年向北方供应粮食。由于倭寇常年为患,海运并不安全。因此,朝廷就打算将元朝的大运河疏浚,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运输动脉。

这样,江南运粮船队可以经由清江浦入淮河,一路向北,直达京城。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效率显著提高。于是,官府彻底放弃海运,将运河作为南粮北运的主渠道,史称“漕运”。

由于运道的疏浚,南来北往的船只越来越多。不光是运粮的,还有做生意的、跑公务的,大多会在这里停下来歇歇脚,甚至卖东西。清江浦河两侧也就自然形成了新的城镇。人们便以清江浦命名这座因运河兴起的新城市。

然而,运道疏浚后好景不长,到了明代中叶,黄河几次决口后,彻底形成了“夺淮入海”的地理格局。淮安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不仅日益淤塞难行,而且容易造成断缆沉船的事故。这样,就使清江浦以北的运输能力明显削弱。

有限的运输能力,在朝廷看来,当然要优先保障漕运。因此,清朝官府规定,清江浦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贡品船和巡河船通行,其他北上船只都必须在清江浦的石码头就地停靠,所有旅客和物资卸下,改走陆路。南下人员,则到清江浦的清江闸以南登船。这样的交通方式就叫“南船北马”。

清廷的这一规定,使清江浦的石码头,成了“九省通衢”。而清江浦,乃至淮安府,都成了“舟车日夜绕城走”的“襟喉南北处”。清江浦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按照《光绪清河县志》的说法,由南向北的货物,要在这里“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很多就业机会和新的行当,因清江浦的枢纽地位应运而生。雍正年间,光在石码头注册登记,持证上岗,专门为往来旅客服务的脚夫就有1.2万人之多。

 

运河明珠

运河给清江浦带来的,不光是商机,更是繁华。

高官云集,众星捧月。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淮扬道员、淮扬镇总兵、清河知县,都曾在这里驻节。甚至到光绪末年,这里还成为旋设旋废的江淮省的省会,设置巡抚,管辖江苏北部。如此众多的政权机关在清江浦开衙办事,足以体现这里的重要性。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江浦的人口达54万,超越同时期的汉口、江宁(南京)。以清江浦和淮安府城合体构成的清代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东南四都”,相当于“准一线城市”。不过,与其他三城不同,清江浦的兴起全赖运河。

商业繁华,人文荟萃。清江浦位于两淮核心地带,具有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的多重优势,形成了“帆樯衔尾,绵延数里”的壮观景象。官宦显贵、富商大贾、文人墨客,都在这里换乘交通工具,促进了茶楼酒肆的庞大消费,也留下了文化底蕴和历史印迹。

在中国人眼中,清江浦呈现着“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便”的盛景,而在洋人眼中,清江浦同样有着无穷魅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回国,被乾隆帝特许沿运河南下。途经清江浦时,使团成员安德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这是哪座城市?”使团副使托马斯・斯当东更是惊叹清江浦是“巨大的城市,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轰然滑下

清江浦的兴盛,得益于运河;清江浦的衰落,也缘于运河。

咸丰年间铜瓦厢黄河改道后,黄河不再夺淮入海,两淮地区的运河河段失去了重要水源,泥沙逐年淤积,无法冲刷,渐渐堵塞河道,造成运河断航。

道光年间漕粮改海运,以及清末津浦线铁路的修通,削弱了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导致客流量锐减。受此影响,当地经济迅速衰退。

一个城市的衰落,主要有三方面表征。一是人口规模下降和外来人口减少;二是经济辐射带动能力衰退,覆盖面萎缩;三是政治地位下降,影响力削弱。近代的清江浦占全了。

先说人口,清江浦从最高峰时的54万,锐减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10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只剩3.6万。

再说经济,清末民初的清江浦“逮海道大通,津浦筑路,舟车辐辏,竟赴捷足,昔之都会遂成下邑”,“俯仰数十年间,有风景不殊之感焉”,由全国性交通枢纽降格为苏北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地。

然后说政治,清代在清江浦设立的那些衙门,到清末新政期间几乎全被裁撤。至民国初年,只剩县政府之类的机构,跟一般的县市已无区别。这座曾经冠盖云集的大城市,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除此之外,运河失修削弱了当地抵御洪灾的能力。民国时期的多次水灾,特别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给清江浦带来了灾难性破坏。

原先靠运河飞黄腾达的产业,随着交通地位的削弱而走向凋零,而新的产业并未转型和孕育,使清江浦失去了发展后劲。

长期靠运河发家致富,使当地民众对官府和自然环境有着习惯性的依赖心理,即便经济环境巨变,宁愿抱着固有的生活状态,也不愿有所变化。这种“乐安居,惮远行”的保守心态、懒散做派,造成了当地经济转型的深层次障碍。

这样的影响,似乎至今仍然若隐若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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