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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旧病”,在令和时代有救吗?

王广涛 |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9-04-30

在四大“不确定”中,日本人启新的纪年。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像平成时代一样,对战争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未知数。

在四大“不确定”中,日本人启新的纪年。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像平成时代一样,对战争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未知数。

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正式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

为迎合喜庆气氛,日本政府决定在原有黄金周的基础上,安排长达10天的公共假期。

令和时代从悠长假期开始,但日本政府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项课题却并不轻松。

可以说,日本人以复杂的心情告别“平成”,以半分迷茫、半分期待的心情来迎接“令和”。

一、极化, “格差社会”的隐患

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对日本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传统与现代多维兼容。舆论界有关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讨论,但是,这是否将必然导致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和保守化,还存在讨论的空间。

实际上,观察日本社会变迁,与前述这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重的表述相比,“极化”和“固化”更有助于大家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

这里的“极化”体现在多个层面。

例如,在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日本社会“中流”和“下流”的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自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日本社会持续分化,“格差社会”逐渐成型。

注:格差社会一词源自日语,指的是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的一种现象,包含各人之间、地域之间的差距。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差距甚大,且阶层区域固定不流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极难。

曾几何时,日本也是一个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按照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村上泰亮的解释,“中流”是居于“中间阶层的大众”,即我们熟知的“中产阶层”。 “中流”曾经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稳定程度很高。

长期的通货紧缩以及实际收入的降低,导致“中流”的大量破产,向下层流动。

稳定的日本社会逐渐开始出现“格差”,而所谓的“下流”(即底层),不仅仅指收入下降,还体现在道德水准降低及对公共安全的破坏等各个层面上。

极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固化”。就其本质而言,日本如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正在或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超熟社会”。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大众消费欲望下降,导致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在低欲望社会的背景下,日本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选举政治中的中间阶层(无特定支持政党的选民层)大量诞生,年轻人工作的积极性降低。

这些终将成为未来日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持续进展也会改变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结构。

日本政府在改善“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上做出了很多积极举措,想尽办法刺激妇女生育以及参与工作的热情,同时还放宽外国人就业和劳动的限制,意在通过移民来改善有效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至于效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二、令和能否走出“平成萧条”?

平成时代,日本并没有能够继续享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在“平成萧条”“泡沫崩溃”的修辞和隐喻中度过了30年。

如何理解日本经济的萧条?关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基于外生性因素,认为日本1980年代中后期在贸易摩擦等领域输给了美国,遭受美国持续打压之后一蹶不振;

基于内生性因素的视角,也有人则认为日本对房地产、股市等过热投资导致市场的虚假繁荣,是泡沫经济产生以及最终崩溃的元凶。

当然,也有人从源头上否定平成时代日本经济的萧条,他们认为日本其实是在这30年中“闷声发大财”,在高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AI)、机器人、生物化学、第五代通讯技术(5G)等领域已经占领先机。

对日本经济的理解,关系到接下来令和时代对日本经济走势的期望。

在平成时代,提高消费税是政府为拯救日本财政开出的“药方”,基于制度惯性的逻辑,在令和年代还会继续“下药”,即便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

日本民众对当前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预期是悲观的——“安倍经济学”并未能够让日本民众对令和时代寄予过高的期待。虽然日本在股市、贸易等领域取得了收效,但是日本民众的实感,特别是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十分有限。

有抽样调查显示,对令和时代无特别期待的日本民众占比近半数,这其中持悲观态度的年轻人居多。雪上加霜的是,日本预计将在今年10月继续增加消费税,这对日本经济尤其是家庭消费领域带来的打击不容小觑。

如何打开日本经济瓶颈?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追求自由贸易是一个策略。

自2012年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在自由贸易政策领域积极进取,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主导推进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与欧盟缔结巨型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东亚各国为中心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开始进入深水区,同美国双边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也在进行之中。

但是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极容易受到国际局势,特别是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本自由贸易的战略逻辑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归根结底贸易问题还需要回到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上。

三、比经济更不确定的日本政治

比之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加不确定的是平成时代日本的政治。

进入平成时代不久,执政38年的自民党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而轰然倒塌,象征着昭和时代自民党超稳定格局的1955年体制宣告终结。

随后,日本政治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1994年,冷战期间的死对头社会党与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颠覆了日本舆论对政党政治的固有认知;

冷战期间自诩为“中道政党”“清明廉洁”的公明党则在20世纪末期与视金权政治为圭臬的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

自民党在经历了“小泉剧场”之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暴露出的各种痼疾迫使选民求变求新,日本民主党顺势而上;

当民主党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经历了3年多的试错之后,日本选民最终还是把政权交给了自民党,安倍长期政权一直持续至今。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安倍以及自民党的超稳定政权能够持续到何时?

目前,自民党已经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仅就4月份的统一地方选举来看,自民党的表现差强人意,自民党重点支持的候选人未能如愿当选。特别是冲绳第3区和大阪第12区的众议院补选中,自民党籍候选人悉数落选,这给接下来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以及未来的众议院选举埋下阴影。

而其他在野党也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活力,日本政治中政党林立、分化组合、合纵连横的格局未来仍将持续,这既跟选举制度有关,同时也跟日本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生态有关,不会因为改元而有所改变。

平成时代的日本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即平成时代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唯一没有发生对外战争的时代。

昭和后半期(1945—1989),日本也保持了整体和平的状态,但平成时代的30年和平来的更加艰难。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和地区局势变动,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也面临了诸多未知课题。

在此状态下,日本仍然能够坚守和平主义,“和平宪法”居功至伟。不幸的是,近些年“和平宪法”的精神越来越遭到腐蚀。因此,令和时代的不稳定因素,修改宪法首当其冲。

对于修宪,安倍政权有着明确的路线图,虽然目前尚不具备一步到位实现修宪的主客观条件,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令和时代的修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日本政治外交的各项议程。

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对战争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未知数。

四、外交不确定性考验安倍的智慧

受到历史认识、领土问题、安全博弈等问题的困扰,平成时代的日本外交并没有惊艳之举,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乏善可陈。考虑到未来日本外交的延展性,如下四组对外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对华关系能否持续改善很关键。

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始于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召开前夕,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奠定基础。而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18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日,并受到了日方高规格的接待。

10月25日至27日,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除了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之外,还出席了中日第三方合作论坛,这为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打开方便之门。

进入令和时代,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可以成为安倍政权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加分项。

第二,对美关系不确定性仍在持续。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日本导致的,而是来自于“特朗普冲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信奉“美国优先”的原理,这让日本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面临被动的局面。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日本一方面选择修复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有相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缔结巨型FTA/EPA 的形式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

2018年7月日欧EPA签署,2018年末CPTPP正式生效,这从侧面刺激日美两国需要坐下来讨论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目前,两国围绕自由贸易协定的博弈正酣,能否冲淡两国间的不确定性尚不明朗。

第三,日俄关系出现转机,但领土问题解决未有期。

领土问题一直是日俄关系的硬伤,也是日俄关系的重点议题。普京是安倍执政以来会见次数最频繁的外国国家元首(包括第一任期),截止到2019年1月,两位领导人已经见面25次,而每次见面讨论的焦点都是北方领土问题。

2018年9月在俄罗斯远东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表示有意年内签署日俄和平条约,这也意味着北方领土问题露出了解决的端倪。此后,日本政府与俄罗斯政府保持了高频度的交流与沟通,虽然目前日俄两国之间就领土问题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但考虑到前几日《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北方领土”表述的软化立场,日俄关系未来仍然会在不可能中寻求共识。

第四,对朝鲜半岛关系乏善可陈。

随着朝鲜相继缓和同韩国、美国之间的关系,舆论一度认为同日本关系的缓和也在日程之内。但目前日本同朝鲜仍然没有高层次的互动,日本对朝鲜核武器研发以及核导弹试射的威胁仍然存在高度不信任感,且日本人绑架问题一直是横亘在日朝之间的障碍,日朝关系的缓和并不明朗。

此外,同韩国的关系不升反降,虽然两国在应对朝鲜核危机存在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基础十分薄弱,反而是日韩之间固有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历史问题)严重削弱两国互信的基础。殖民时期日本对强征韩国劳工问题甚嚣尘上,2018年末发生的韩国军舰雷达照射事件更让日韩关系雪上加霜。

当然,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中日关系会受到中美关系、日美关系的影响,而日俄关系也会受到日美关系的影响。

如何处理这几组关系,不仅仅考验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智慧,同时也事关令和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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