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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球价值链破解中美经贸摩擦困局

蒋为 |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发布日期:2019-07-12

如何理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特点与未来走势,需要我们对当前各类数据与信息进行全面剖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识别中美与全球贸易发展的潜在风险,从而找出破解思路。

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以中美经贸摩擦的方式爆发。

从今年早期的擦枪走火,不断升级到中长期内的持续贸易争端,中美经贸摩擦搅动着全球贸易体制与格局的发展进程。

“破解中美经贸摩擦困局”是当前我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议题,决定着全球贸易体制与发展的前途与命运。

如何理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特点与未来走势,需要我们对当前各类数据与信息进行全面剖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识别中美与全球贸易发展的潜在风险,从而找出破解思路。

 

一、特征趋势:半年后大争端平息,但小摩擦不断

中美经贸摩擦是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后爆发的又一次重要争端,而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决定了全球经济失衡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中美之间在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争夺促使美国技术遏制战略的频繁出台,全球价值链的成本传导时滞造成了美国短期内的战略误判,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争取全球价值链的相关关联方对美政策施压。

中美经贸摩擦自2018年3月以来持续升级,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与新趋势。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本质上源自于中美对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争夺,是技术遏制战略的主要举措。

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源自于2018年3月22日美国公布对华301调查结果,此次301调查报告直指我国《制造业2025》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所公布的征税清单高度集中于高端制造业,本质上是遏制我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此后,虽然美国对华商品征税清单多次变更,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始终是美国打压的对象。美国借由301调查以及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向我国知识产权问题持续施压,主要目的仍然在于压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更典型的是,美国对中兴集团的制裁措施以及华为事件的爆发,集中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实质上是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战略的主要举措。随着贸易附加值含量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逐步得以改善,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与美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展开竞争。中美经贸摩擦本质上源自于中美对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争夺。

第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历程呈现试探性升级的典型特征,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时滞成为主要推动因素。

美国在2018年4月4日公布了对华301调查结果,随即制定了针对我国1000余种、共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清单,并于次日威胁将对我国价值1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中美经贸摩擦在初期呈现迅速爆发的态势。此后一度转入谈判,但美国却抛弃谈判成果继续分两批向我国价值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最终在2018年9月17日决定对我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发展中表现出典型的经济讹诈特征,特朗普谈判则表现出典型的极限施压策略,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呈现出试探性升级的发展趋势。美国对华贸易措施主要施加于中间品,美国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中间品占到了81.72%。由于全球价值链导致中间品贸易成本提升对短期贸易增长的影响存在传导时滞效应,中美经贸摩擦在早期对中美经济均未有实质性损害,并未引发美国经济指标的短期下滑,这极大刺激了特朗普政府层层加码。

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时滞进一步加剧了特朗普政府利用中美经贸摩擦为国内政治造势的动机。但伴随近期美国股市持续动荡,中美经贸摩擦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的成本效应最终将降低美国经济绩效,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回到谈判轨道,中美经贸摩擦从中长期来看仍然冲突可控。

第三,全球价值链中的美国关联方企业与社会组织成为中美经贸摩擦中反对美国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中坚力量。

我国对此次中美经贸摩擦的应对主要基于对等原则,并采用多种政策综合反击,但我国征税清单中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大豆、汽车等最终品,而非中间品。例如,2018年6月16日公布的对美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征税清单中,最终品占到了86.2%,但在随后的清单中逐步增加了中间品征税比例。

美国为了实现技术遏制,其主要打击对象集中在我国的中间产品,造成全球价值链中的美国关联方企业与社会组织,成为反对美国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中坚力量。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开的听证会来看,出席听证会的61位证人有53位反对,反对者主要来自于家电、化工等行业。同一美国企业支持对产成品征税,但反对对原材料征税。越处于供应链底端的美国企业就越支持征税,而越处于供应链顶端的美国企业则越不支持征税。

第四,中美经贸摩擦将在未来半年内持续,但将伴随全球价值链的风险传导在半年后大争端平息,但小摩擦不断。

中美经贸摩擦在早期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的成本传导时滞,造成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措施的短期成本降低。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演变特征来看,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效应时滞长度在一年左右,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成本传递将在2019年下半年逐步显现。在此之后,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成本将逐步体现在经济绩效上,对中美及世界经济均将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将正式发生较大的变化。

伴随美联储多次加息,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执行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但由于中美间经济失衡与价值链竞争的大趋势与大格局并没有改变,中美经贸摩擦在2019年年末大争端平息,但小摩擦不断,这是由中美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的竞争所决定的。

 

二、潜在风险:全球价值链破裂、重组

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不仅造成中美间生产分工成本的上升,而且导致全球价值链其他相关方利益受损。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所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贸易成本上升,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成本在长期呈现上升趋势,全球贸易衰退的趋势很难避免。

中美经贸摩擦将进一步造成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重构,全球价值链破裂的风险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政策在全球价值链上更容易形成以邻为壑的政策扩散,从而导致基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陷入停滞之中。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引发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性生产成本在长期上升,全球贸易衰退的趋势难以避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发展最大的特征在于原来局限于一国的生产过程逐步扩散到全球分散化生产。国际生产分割导致全球生产链的形成。国际生产分割体系的形成导致的结果是,各个国家在供给上呈现出在生产上相互需求的新特征。这种新特征所带来的结果是贸易衰退会出现放大效应,各个国家间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际经济格局。

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上升将导致全球贸易衰退趋势难以避免。中美参与的价值链中,中美经贸关系的破裂将导致其他国际生产分割体系中的经济体贸易也陷入衰退之中,这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导致全球贸易出现迅速下滑。各个国家的经济风险通过国际生产分割体系迅速传导,全球市场风险开始走高,全球生产分工的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脱嵌特征”,造成全球贸易持续衰退。

第二,中美经贸摩擦导致全球生产分工格局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组风险进一步加大,全球价值链破裂的风险逐步提高。

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嵌入全球价值体系的贸易比重从2009年的68.2%下降到2016年46.8%,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前就表现出长期的全球价值链“脱嵌特征”。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起到本地化生产的关键零部件供应商角色,而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进一步加剧了本国化生产的趋势,表现出很强的保护主义倾向。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重构,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更多的价值链阶段将侵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最初阶段生产中。如果中美经贸摩擦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短期内全球价值链体系成本的快速上升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全球价值链破裂的风险也将进一步加大。

第三,中美经贸摩擦导致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伴随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扩散,或将导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停滞。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政策特征并不是孤立的,美国对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的贸易政策同样呈现保护主义特征。虽然美国与欧盟、加拿大仍然在进行贸易磋商以及双边贸易谈判,但由于全球价值链的不确定性是伴随价值链扩散性的,并不能通过双边贸易谈判妥善解决。

全球价值链的不确定性将加剧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政策效应扩散,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尤其是当前全球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均呈现快速上升,全球价值链的成本将成倍提高,最终导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陷入停滞。

 

三、对策建议:形成全球多边对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遏制战略

在嵌入价值链体系中逐步加剧的中美经贸摩擦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开放型经济体制带来了新挑战。我国处在转型、升级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经贸摩擦虽然带来诸多问题,但处理得当也将成为我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转折。

处理中美经贸摩擦应以加强内功、广交善缘、争夺主导权为原则,整合资源防止美方技术讹诈,利用多方势力迫使美方重回多边贸易体制,争夺未来全球贸易格局和体系构建的主导权,为下一阶段发展奠定战略基础。

第一,利用我国国内价值链纵深,加强非美国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合作机制建设,降低全球价值链短期成本的上升。

近十年来,伴随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近期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成本提升,一些企业面临越来越高的成本压力并开始产业转移。但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国内价值链依赖性程度不断提升,这些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东南亚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区,尤其是越南与柬埔寨的热度最高。

这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廉价,但供应链极为依赖中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体系。即使部分企业将产业重新布局于美国,例如苹果公司在德克萨斯州设厂,也仍对中国的供应链与中间品存在极大的依赖。对于非欧美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低廉,但劳动力素质仍然不足,基础设施还较为落实。但对于欧美国家而言,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则是巨大的挑战。

总体上看,产业转移在短期内规模是可控的,长期将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中美经贸摩擦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成本快速提升,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形成之前,我国可充分利用国内价值链,加强国内价值链的纵深,以国内价值链在短期内替代国际价值链的干扰。我国同样可以加强与非美国价值链体系合作机制的建设,尤其利用“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建设等政策手段,避免短期价值链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与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全球生产分工格局重构奠定基础。

第二,强化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防止美方以关键零部件进行技术讹诈,利用美国贸易政策动荡与转换期内的空档,提升我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

中美经贸摩擦暴露出我国仍然在制造业核心技术方面存在短板,这不仅为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带来挑战,而且容易成为美方在贸易摩擦中的筹码。我国解决中兴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其反映出的问题仍然非常棘手,对于华为问题的解决仍然困难重重,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严重挑战。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仍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

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动荡与换挡期内,虽然美方能够短时间进行技术和政策讹诈,但也暴露了其对全球价值链控制能力下降的问题。我国应抓住这一空档期,通过提升核心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成功转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与影响力。

第三,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利用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战略转折期,加大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中的话语权,实现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构。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伴随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变得岌岌可危,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导致双边贸易体制无法解决多边贸易问题,而且可能造成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无法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但全球贸易问题从长期看无法摆脱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体制正处于重要变革期。

伴随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战略转折期,为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留下了战略空间。未来二十年内,我国应主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加大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实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第四,利用全球价值链对美国关联企业主体的经济影响力,形成全球多边对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遏制战略,迫使美国政府重回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美经贸摩擦并不是我国单方面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而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美国与价值链相关方的共同摩擦。这一点应当成为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主线条与主基调。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很难以一己之力迫使美方重回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谈判解决进程,即使做到也要付出极大的谈判条件。我国应当抓住全球价值链的特征,利用全球价值链对美国关联企业主体的经济影响力,形成全球多边对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遏制战略,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对美贸易政策的制约,最终实现迫使美国政府重回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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