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束缚的治霾“生力军”-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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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束缚的治霾“生力军”

唐如钰 |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发布日期:2017-03-06

切实调整能源结构,尽快完善治霾的顶层设计。

几缕斜阳洒在戴丽莉的侧脸上,她静静目送着办公楼外三五成群下班的工人们,嘴角挂着一丝欣慰。

谈起自己的创业历程,她数次哽咽——“这是我做新能源的第八个年头,期间可谓九死一生。所有人都说该放弃,但我终于还是把厂子硬撑了起来”。

这一席话,将镜头拉回到2009年的夏天。

那年,戴丽莉从一位任职于环保NGO组织的朋友处接触到一种名为醚基燃料的新兴清洁能源,从此便一头扎了进去。当时,醚基燃料已获得国际公认,可作为车用油品、工业锅炉、加热燃料、家用烹饪和供暖燃煤的替代品,其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普遍重视。

但这一“新生儿”,却很快在中国成为了“异能儿”。   

在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考察、行车试验后,戴丽莉2011年将醚基燃料引入中国,并将首批生产线落地“石油城”山东东营,由此开启了她颇为波折的创业长征路。

“新生儿”缺乏行业标准和市场认可,无法对应现有的石油石化管理机制和市场规则,因此屡屡受挫。仅项目建成审批,戴丽莉就在“不知道该哪个部门管”的情况下,两年多来辗转于各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交了上百份审核报告,盖了2000多枚各种印章。

然而,2016年全国雾霾污染加重,各地PM2.5均持续爆表,原本游离在市场边缘的一批新兴能源企业,因其高效减排、有力治霾的技术特性,成为了国家改革能源发展结构的新抓手。戴丽莉和她的醚基燃料,也从此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

但她的幸运眼下还只是个例——在我国,大量新兴能源不被现有体制所认可,不但行业标准和管理手段缺失,连监管主体也至今未定。可以说,新兴能源发展依然面临不少挑战。 

石油城里的“非主流”

山东东营这座“石油城”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地炼工厂,特别是河口蓝色经济开发区的公路两旁,几乎所有厂房的上空都冒着滚滚白烟。

戴丽莉和她创办的山东业和新能源有限公司,着实在这座“吞云吐雾”的城市里属于非主流。但为了更便利地获得原材料——二甲醚,她顶着“非主流”的身份和无数质疑的目光在东营一待就是六年,不但铺设了醚基系列产品线,还将产品逐步出口到国外。

据悉,醚基燃料已是国际公认的清洁能源,作为车用燃料还具备辛烷值高、抗爆性好、动力性强的特点,但由于其特殊属性,目前市面上的汽车均需在改变发动机点火角后才可直接使用。这即是说,在中国毫无市场基础的这一新兴能源,短期内要想汽车制造商与消费者共同为其改变车体装置,不现实也不可行。

因此,在100%使用清洁能源与迎合市场现状的两难中,业和开辟出了第三条路——将醚基燃料与传统汽油相结合,研发复配出醚基汽油。据业和首席工程师王长晶介绍,醚基汽油既秉承了醚基燃料抗爆性好、动力强的特点,也能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

实验数据显示,与传统汽油相比,复配比30%的醚基汽油排放物中,碳氢化合物、碳氧化合物、氮氧化合物分别降低了53.4%、45.7%、43%,且苯、甲苯、二甲苯、丁二烯和MTBE等致癌物也明显降低。此外,醚基汽油的高含氧性使其燃烧更充分,提高汽车动能的同时,也减少了油路及燃烧系统产生的积碳。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数据显示,我国的空气污染物约60%来自燃煤和燃油。因而雾霾的重要成因之一,便是长期过度依赖单一石化能源,且雾霾中导致能见度降低的物质中,3/4与汽车尾气有关。

戴丽莉认为,在风电、太阳能等超洁净能源完全普及之前,醚基产品可作为传统石化燃料的清洁替代品,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过渡期发挥关键作用。“尽管不被国内悉知,但国际权威的欧盟MSDS产品认证和CE认证,以及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均对我们产品做了全方位检测,证实了其绿色环保的性能”。

其实,早在上世界80年代,美国便对此蠢蠢欲动了,但由于原材料二甲醚、低碳混合醇等煤化工产物较为匮乏,“心动”迟迟未落成行动。但不同的是,中国煤炭资源丰富,二甲醚、低碳混合醇等原材料来源广泛且成本低廉。

“原料丰富、产品环保,我为何不大干一场?”戴丽莉反问道。

经历了立项、选址和反复论证后,业和真正投产是在2016年,但短短一年时间便让醚基汽油在我国大西北打响了第一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撒拉族加油站老板韩哈山说,醚基汽油在当地是明星产品,他手里的十几家加油站都在用。

韩哈山介绍,青海地区海拔高,对油品要求很严苛。最初,自己对醚基汽油心存疑虑,但由于每吨批发价比普通汽油低300至400元,于是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将油品送到青海省质监总局检测,得知企业报告属实后才开始了批发。“没想到客户反应这么好,现在我们加油站80%都从业和进货”。

业和行政总监张镇峰介绍,目前的客户主要是西北地区的民营加油站。西北地区高寒缺氧,醚基汽油的优势在当地非常明显,认可度高。

据悉,除去醚基燃料和醚基汽油外,业和也在研发醚基柴油、醚基航油、大型炉具冶炼燃料等新产品。一旦这些新产品大面积推广,将进一步为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提供更多选项,并同时降低我国对原油进口的依赖,提高战略能源储备。

“异能儿”的成长烦恼

欧美国家近年来迅速加强了对醚基燃料的推广和使用。2015年,美国加州政府通过了用于柴油机的醚基燃料标准,同年2月批准二甲醚作为汽车燃料。欧盟也计划在2030年使用醚基燃料作为主要的生物燃料之一。

但尽管国际声誉斐然,戴丽莉的讲述中却数次用到了“九死一生”一词。   

在我国,醚基燃料因无法对应当下的管理机制与市场准入,已然成为了现有体制下的“异能儿”。产品和技术优势均堪比欧美水平的业和,却很长时间内处于痛苦挣扎的状态。

早期的“痛苦”,源于立项审核的复杂与漫长。

张镇峰告诉记者,政府在醚基系列产品的立项审核时缺乏相关准入标准和手续流程,只能参照传统石油化工行业标准办理,标准错配导致了立项耗时近三年。这期间,戴丽莉辗转于政府的各部门、各机构之间,仅验收报告就出具了数百份,项目审批盖章2000多枚。

“这2000多枚章不算多,我们有过更困难的时期。”珠海银隆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魏银仓坦言,业和绝非个例,而是当前大批新兴能源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

一方面,国家并未针对这批“异能儿”加速调整相应标准和管理制度,导致基层政府无所适从,只能采取传统行业的旧管理方式,让企业在一套并不适用的制度中艰难前行。

另一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对新兴事物颇为谨慎,对新技术、新产品甚至要求反复验证。王长晶介绍,业和车间所运用的脉冲技术就被反复验证了5次之多,耗时半年之久,也导致了立项审批久不落地。

此外,政府近年来提倡简政放权,将审核权限交给了一批中介机构,这也使得企业除去在政府部门间打转外,还需找中介机构出具各种审核报告。张镇峰回忆,仅仅为了取得《职业卫生报告》,他找中介机构和相关专家论证了6次,“这本应带给企业便利的行政改革,却凭空骤增了各种沟通成本”。

近两年来,戴丽莉的“痛苦”又增加了——鼓励企业发展新兴能源的同时,却似乎忽略了与之对应的配套激励机制。

东营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也反映“新能源产业优惠政策不甚清楚,且存在补贴不到位的现象”。例如,光伏企业本可享受土地使用税减免等税收优惠,但国家税务总局却至今未明确相关减免条款。同样,一些部门承诺给予光伏企业的财政补贴,也常常无法及时到位。

“像光伏这样发展多年的产业尚是如此,其他‘新生儿’、‘异能儿’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该官员坦言。 

绿色金融困惑与期待

与此同时,近年来大力提倡的绿色金融,也似乎存在进步空间。

记者调研发现,我国的绿色金融存在诸多问题:政策落地不明;对“黑、绿名单”产业缺乏统一、明确的分类和管理;金融机构对绿色环保产业认识不足、对环保产业缺乏优惠政策,等等。不少中小企业直言,绿色金融只是“看上去很美”。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业研究室主任曾刚就指出,我国的绿色金融带有明显的政策性质,相关政策仍停留在引导阶段,加之金融机构出于风险偏好、管理成本、经济收益等考虑,对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创新动力不足。

首要问题,是“黑、绿名单”分类不明,造成了两方面困惑:

一是加大了银行对“两高一剩”、“两高一资”企业贷款的限制、管理难度。建设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田建明就表示,信贷员难以判断企业环保与否,因此需要国家给出统一、明确的环保清单,让银行在信贷审批、管理、退出时均有据可依。

二是环保企业无法得到应有的信贷支持,甚至在去产能、控污染的大环境中被“殃及池鱼”。

张镇峰称,商业银行为响应国家去产能、控污染的号召,将有机化学纳入了限制信贷名单,而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被划分为有机化学的醚基燃料,不幸无辜“躺枪”。

“因分类不明造成‘一锅端’的现象并不少见。”东营市河口区一家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透露。

其次问题,是银行对绿色环保产业认知不足,致使新兴能源企业信贷频频受限。

曾刚指出,绿色信贷涉及的环保和能源专业知识较多,银行缺乏专业人员,技术识别和风险评估、控制能力均有限。

以业和为例,戴丽莉称项目建设初期,不少银行均对其技术和生产能力表示怀疑,使得原本正常的企业差点被抽贷。一位曾参与业和贷款审批的银行人士解释,风控是放贷的前提,新事物肯定会被更多地考量风险。

再者,绿色金融产品目前仍较为单一,且缺乏利率优惠。

曾刚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需要绿色金融服务的多是中小企业,普遍资金实力不足,缺乏有效担保;其二,绿色金融业务多为中长期信贷,加大了银行的管理成本;其三,环保项目大多经济收益低且资金回收慢,银行无法按照高风险、高收益的定价原则提升其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商业收益。由此,银行对于国家指导性政策的关注度明显不足。

现阶段,绿色金融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色彩,简单归责于商业银行的想法并不现实,也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且容易潜藏风险,解决关键还在于强化政策性金融和产业基金。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并完善相关激励约束机制。

亟待顶层设计,重视三大抓手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要切实调整能源结构,我国须尽快完善治霾的顶层设计,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调整现有能源产业管理制度、更新市场准入标准,明确管理主责机构,让管理机制与企业发展的需求相匹配。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建议,可从发改委、环保部、能源局三大部门中选择具备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幻监测能力、资源的部门,确立其第一责任人身份,牵头相关治理工作,联合其他部委对能源企业出台及时、科学的监管、准入、鼓励政策。

第二,建立能源结构转型的创新引导鼓励机制。

吴吟认为,新兴能源仍缺乏发现、扶持、培育、推广和运用的有效机制,国家可试点新能源培育区、孵化器、工业园区等。在试点区域允许其突破一些现有法规和专家论证、审批审核制度,推进整个产业的创新与发展,由此来尽量避免民营企业承受体制滞后所带来的成长之痛。

“没有相关部门大胆给出试点支持、政策支持,光靠几家企业的力量,太单薄。”戴丽莉颇为感慨。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进一步指出,有关部门应该对好产业、好技术给予及时支持,在雾霾严重区域更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比如,在条件许可的地区用地热供暖代替燃煤供暖;推广可替代汽油的低排放、低能耗燃料;对于具备技术前瞻性但暂时“非主流”的新兴能源企业,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第三,强化绿色金融理念,加强与金融系统的沟通、协作。

曾刚建议,一方面可针对风险高、效益低的绿色金融项目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息贴,人民银行还可适当降低贷款发放机构的再贷款、再贴现申请标准及利率,给予其再融资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基金,充分发挥其先导和杠杆作用,撬动信贷资金进入绿色金融领域,同时重视担保、保险业务发展,有效分散环保项目的风险。

田建明进一步提出,第一步应制定统一、明确的“黑、绿”名单,让银行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有据可依,既让污染企业无机可趁,也让环保企业真正感受到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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