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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新挑战?

张晓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发布日期:2017-08-09

数字化转型必然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将产生行业利益之争的新矛盾、平衡安全与发展的新困境,以及大国竞争的新挑战。

当前,全球进入数字时代,表现为信息技术引领、数字经济驱动、网络文化盛行和网络社会主导。数字化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新场景,为企业生产和经营增添了新动力,为国家运行和管理构造了新格局。但不容忽视的是,数字化转型必然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将产生行业利益之争的新矛盾、平衡安全与发展的新困境,以及大国竞争的新挑战。在此图景下,政府需要充分认识新时代、适应新时代和引领新时代,统筹考虑数字化对科技、经济、文化与社会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关注“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加快推动国家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推动国家数字化转型,为的是抢占时代先机,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避免经济发展过快、社会发展跟不上而产生脱节和撕裂,避免矛盾的集中爆发;为的是促进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全球化,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历史观: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分水岭

历史上,中国错失了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重大机遇。当工业革命席卷欧洲时,中国恰处于手工业和农业高度发达的康乾盛世。英国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中国则陷入马克思所说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可见,当历史出现大变局、进入转型期时,当变则变,否则昔日的辉煌很可能成为最大的负累,而一旦落后,又会以很大的可能被“锁定”,无法实现革命性的突破。

如今,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型的新时期,开启了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进程,或将迎来大国较量的又一关键分水岭。中国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主动拥抱数字化,将其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通盘考虑和整体布局,不走老路,少走弯路,努力实现变道超车。

二、全局观: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总纲领

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各国纷纷制定了相关国家战略,包括数字经济战略(如澳大利亚,2011;捷克,2013;英国,2015)、ICT发展战略(如美国,2010;挪威,2010;日本,2014)、数字议程(如欧盟,2010;葡萄牙,2012)、数字化战略(如加拿大,2014;英国,2017)等。这些战略体现了技术先行、基础设施引领、经济主导的特征,虽然涉及部分社会问题,如安全与隐私、公共服务、就业、数字鸿沟等,但总体上并不突出。

从国内来看,国家层面已制定了很多战略,如《“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国制造2025》等,侧重于ICT基础设施建设和具体的行业发展。另外,《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从信息化发展的角度统揽全局,进行了总体部署。总体来看,现有战略侧重于经济,对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中由数字化引致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加强研究、廓清认识,比如平台经济体监管、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等,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和战略性部署,形成经济社会的“双轮驱动”,避免造成发展失衡。

三、时空观:数字化开辟发展新疆域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并进入数字社会,时代跨越的速度越来越快,数字时代发展的窗口期并不会很长。谁起步早,谁就将掌握先机。中国要加快实施数字化转型,赢得主动权,否则将被时代落下,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再难突破。

从空间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比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欧洲航海家要早半个多世纪。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出去”,反而开启了闭关锁国,而荷兰、英国、美国抓住航海大发展的机遇,陆续接棒海权,创造了国家的繁荣。在数字时代,不仅有地理空间的进一步延伸,更产生了无限的网络空间,且两大空间呈现融合状态。谁走的更远,谁就拥有更大的潜力空间。中国要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全球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多方转变挑战政府治理

时代转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尤甚,带来了产业、贸易、投资、社会、就业、文化、治理和政策等各方面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数字化转型与相关结构调整同步进行,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一、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

在工业时代,中国处于后发地位,经过奋力追赶,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进入数字时代后,工业发展的重心发生变化,规模与成本不再是制胜的法宝,产能过剩问题集中爆发。中国多年来积累的优势和竞争力被大打折扣,传统工业亟待开展数字化改造。在国家引导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工业为主的格局,工业化与信息化开始深度融合,智能制造的步伐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很难做到一步到位,政府必须把握好传统工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平衡,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消费升级。

二、数字贸易与规则体系建设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尤其是跨境电商发展迅猛。麦肯锡发布的《数字全球化》报告中显示,全球超过12%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平台完成,50%的跨境服务贸易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阿里研究院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达12万亿元,全球超过9亿人都会跨境购物,最大市场将是中国。可见,数字贸易将是未来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要求,政府需积极推动贸易结构调整,提前做好准备,构建新型的贸易规则体系,如重点解决好数据跨境流动问题,推动各国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

三、脱虚向实与投资方向引导

投资走向是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对数字化转型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截至2016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总量为22.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28万亿美元和日本8.19万亿美元之和。2017年3月末,余额达到153.04万亿元,全年预期增长约12%。这为中国的投资奠定了强大的资金基础。前些年,互联网领域一度是投资热门,如今伴随红利的消失,风口已过。面向数字化转型,如何形成合理的投资结构成为关键问题。政府要积极引导未来投资方向,避免形成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推动脱虚向实,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

四、人口变化与网民心理疏导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以10~39岁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已有一半以上人口在线,而且以80后、90后、00后为主,这是一种新型社会结构。作为一个学习、生活、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的群体,在互联网内容良莠不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针对网民特征,传播正能量,加强心理疏导。当然,也不能忽视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问题,政府也需多为老年人创造在线条件。

五、人工智能与劳动力升级

伴随数字化的深入,自动化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劳动就业产生深远影响。毫无疑问,智能工具的使用将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麦肯锡研究报告指出,自动化技术预计能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全球生产力每年提升0.8%到1.4%。但大量的智能机器人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或将导致很多就业岗位的消失。有人认为,很可能10年之后、20年之后,或者更晚一些时间,人类社会中70%左右的人可能终身没有工作机会。这种说法或许有所夸大,但未必不可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当有一天人们失去劳动的机会时,将何以自处?因此,政府需要高度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劳动力结构变化,进行前瞻性的部署。

六、文化冲击与网络空间净化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文化盛行。国内互联网从业者为了达到快速传播、聚揽流量的目的,最大化地利用人性弱点,不惜投机取巧、胆大妄为、标新立异,导致互联网上辱骂争斗、色情暴力、灵异迷信的内容泛滥,各种亚文化都在网上流行。西方国家的宗教文化深厚,欧洲互联网产业没有中国迅速,美国拥有强大的好莱坞文化。中国的情况不同,互联网创新速度快,受到互联网上异端文化的冲击比较大。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网络空间净化行动,既要促进文化多元化,又要避免恶俗文化的泛滥。

七、平台经济体与合作式治理

近年来,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崛起,它们以搜索、电商、社交为核心,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收购、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布局,广泛渗透到各行业,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这些平台经济体技术先进,触角广泛,数据丰富,网络上虚假信息、假货泛滥、不良信息的传播等问题与它们密切相关,但治理也离不开其参与。在数字时代,对于平台经济体,政府既不能放任,又离不开其支持,需要在监管与治理中把握平衡,形成良性互动、公平合理的治理结构。

八、数字创新与政策法律准备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就意味着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创新处于摸索阶段,行业发展不成熟,政府的政策准备不充分,法律滞后。现有的法律政策体系仍是面向工业时代,适用于数字时代的相关政策和法律还没有及时跟上。例如,网络约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极大冲击,这从国内外实践中均可以看到,优步、滴滴打车都曾引发程度不同的出租车司机罢工现象。再如,虽然共享单车方便了人们出行,但车辆的乱停乱放、报废车辆的任意丢弃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安全隐患,影响市容市貌。

加快转型 引领潮流

即使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诞生算起,数字时代也不过刚刚经历了70年。如果论及互联网的商业化和社会应用,数字时代的历史就更短。面向数字化转型,各国均无成熟的经验可循。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自信,充分发挥互联网大国的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引领世界潮流。

一、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制定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一是突出前瞻性,不是考虑三、五年而是三十年、五十年,深入思考数字化转型对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带来的影响;二是强调全局性,不是仅从经济出发,而是纳入社会、安全等视角进行综合考量;三是考虑可操作性,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画出路线图,列出任务清单,推动问题逐条解决。

二、推动机制创新

在战略指导下,推动机制创新,实现结构调整。一是创新合作机制,探索政府与平台经济体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理顺治理结构、政策结构,打造包容共治的生态;二是建立协调机制,平衡各方利益,推动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调整;三是强化监管机制,构建良好的投资结构、文化结构。

三、建立公共平台

推动相关部门以问题为导向,以技术为核心,以产业为依托,以关键工程和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公共平台建设。比如搭建舆情监控平台、数字技能培训平台、社会治理平台、网络安全监测平台等,从国家层面解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和共性问题,实现普惠共创发展。

四、完善规则体系

填补网络空间“规则空白”。推动相关部门加快制定数字经济关键规则,包括数据的权属、流通、跨境以及数字版权、数字货币、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规则。研究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的规则,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升中国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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