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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的未来在哪里?

塞冬 | 瞭望智库特约宏观观察员

发布日期:2018-08-27

吉林乃至整个东北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

各地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领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回升势头较好,一批经济发展增长极加快形成。

就东北地区来看,三省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经济总量和增速均领先于其他两省。吉林省增速位居东北三省第三名,上半年经济增速为2.5%。

一直以来,关于东北经济发展,网上声音很多,有渲染东北衰落的,有给东北经济开药方的,还有的说只要国家重视,多投钱多给政策,东北就能大发展的。

结合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总体来看,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企稳向好态势。上半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较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3%,较全国平均高0.3个百分点。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基本平稳,经济发展总体呈现筑底企稳回升态势。

吉林乃至整个东北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今天库叔就来探讨一下。

近一年以来,吉林经济并没有如一些研究者所愿的“回8冲10”。

*2017年,吉林省GDP同比增长5.3%;2018年一季度,增速下降到2.2%。

 

(来源:吉林统计局、吉林政府网)

此前的2017年,内蒙、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先后爆出统计数据“注水”问题,对历史经济数据进行了大幅下调。

一、复制长珠三角?吉林“比较优势”并不突出

部分研究者认为,吉林2015年的人均GDP和浙江2010年时类似,吉林可以发展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真的可以这么做吗?2010年及以前长三角、珠三角蓬勃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的吉林真可以复制?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白“先行者”们到底是如何成功的?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人口”。

先来看一下2010年时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浙江的人口结构。

2010年,浙江常住人口5442.7万,其中外省流入人口1182.4万,占21.7%。外来人口的来源地如下(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数据):

 

当时浙江外来人口来源排名前9位的地区,占了外来人口总数的88.2%,而这9个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也不过4000美元出头。而最大的4个来源地占总数的55.4%,人均GDP最高的更是只有3000美元出头,远低于浙江省2010年人均7639美元的水平。

中国的南方省份和黄淮流域,受地理因素影响,地区间甚至省内的GDP分布极其不均匀:平原、坝子、沿河、沿江地区相对富裕,而山区、黄泛、盐碱地区则比较困。

如江西、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重庆、云南的山区,以及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淮河流域,存在大量人均GDP不到全省一半、只有浙江20—25%的地市。

下面的2012年全国地级市人均GDP地图,标注了上表中浙江省外人口来源地排名。这些地区除了省会和交通要地外,都存在大范围的贫困地区,这与吉林省这种虽然总体平均水平不高(和全国平均差不多),但地形平坦、人均耕地面积大、没有极度贫困地区的情形不同。

 

而2010年时,人口流出、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也正是上述地区:

 

流入浙江人口最多的3个省(“六普”时数据,已考虑2010-2015年GDP平减指数),远比吉林最穷的地方还要穷很多:

 

再看看另一个维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从上图可以看到,2010年浙江的外来人口大部分止步于初中学历(88.4%),只有4%的外来人口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浙江本地人的这一比例是11.5%。

注:浙江户籍人口“未上过学”和“小学学历”的比例高于外来人口,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而本地则有大量受教育程度很低的老年人以及刚刚上学或学龄前的孩子。

而在劳动力人口、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人口中,外来人口的占比会比总体上21.7%的比例更高。

更重要的是,上述外来人口的口径都是纳入普查统计的“常住浙江半年以上人口”。而在长珠三角还广泛存在难以纳入统计、流动性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以深圳为例,其公安部门公布的“管理人口”已突破2000万,但其常住人口却只有1200多万。

据央媒2016年报道,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2000万。

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长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在相当高比例来自于中国相对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外来年轻劳动力的基础上。

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极其充裕,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市场价格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准,这带来的巨大劳动力成本优势,使相应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劳动力,只依靠本地户籍居民,那么长珠三角的纺织厂和“富士康”们的规模就将大大缩水。

那么吉林呢?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常住在吉林的外省人口只有45.6万,只有浙江的4%,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东三省、内蒙、以及与东北密切相关的山东。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发展不平衡、资源要素可以较为自由流通的超大型市场里,讨论“比较优势”时,跟传统经典理论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情况完全不同,不宜把每个地区当做封闭的经济体,用简单模型去衡量这一个省、一个市的资源禀赋。

如今的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地区,常住人口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如果把这些地区当做独立经济体来看待,其发展程度早已不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背后这个巨型经济体所提供的海量“外劳”,那么他们的“比较优势”仍能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长珠三角核心地带至今仍保有巨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生产着全国大多数的手机、PC和纺织品,而并没有像台湾和韩国那样几乎完全转移干净。

退一步说,目前长珠三角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转移的主要去向,正是那些内部发展极不均衡的省市,其省内相对贫困地区能为核心城市的工业园提供巨量“外劳”,这也是如今郑州、合肥、武汉、成都、重庆、贵阳等城市能大规模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而“均衡”的吉林省可能缺乏这样的基础。

所以,用2015年的吉林去比较2010年的浙江、以及和吉林同等发达程度的湖北和重庆,认为吉林也具备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业的条件,这个结论过于想当然了。

由于缺乏巨量低成本的外来劳动力,吉林要像浙北、苏南、珠三角那样形成一镇一产业,一个村/一个乡生产全球大部分钱包、拉链、围巾、打火机的盛况,只能在相对贫困的林区、废弃矿区,形成少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那么,不考虑“外劳”,本省户籍居民能完成这个“使命”吗?

有研究成果认为:能!

 

这个数据该如何看待?

过去10年里,福建、浙江、江苏三省的人均GDP都涨了两倍多,但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却没有迅速地下降:

2007-2016年人均GDP变化(单位:人民币):

 

2007年-2016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变化(单位:万):

 

这似乎与现实感受不太一致。比如福建人口3800多万,扣除掉老人小孩等非就业人口,还有600多万是第一产业就业。

其背后的原因更多可能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根据前社科院、现人大教授岳希明的一篇文章《我国现行劳动统计的问题》:

“人口普查未能准确地把城镇和农村中不再从事农业 ,或者主要不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划分到他们应当属于的行业当中去 ,而是笼统地归并到了第一产业中。”

所以,我国的一产就业人口是可能存在高估情况的,因此上述研究中对转移吉林本省农村劳动力的设想,恐怕要打些折扣。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年龄。

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处于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吉林省农村常住人口中,年龄超过40岁的占52%,8年过去,这个数字恐怕已达到60%左右。而用来和吉林对比的2010年状态的浙江省,其城市常住人口的对应数字是40%。

于是,即便单从年龄结构来看,把吉林农村劳动力迁徙到城市工业园的富士康和纺织厂,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毕竟富士康工厂的平均年龄才20岁左右,而吉林农村的留守人口平均年龄要大一倍还多。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今年7月接受采访时称:员工们大多是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人。

综上可以发现,吉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并不明显。

也许有人会问:那吉林就不可以从其他较贫困的省市引进“外劳”,开个巨大的“长春富士康”吗?还有现代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科技等产业,就算劳动密集型产业搞不定,这些新兴产业难道没有搞头吗?

二、高新制造业容不得“新人”

但想要“平地起楼”,“空降”入局高新制造业,实在是难度不小。

因为事实证明,高新制造业非常集中,优质制造业产业带、优质制造业企业聚集点的数量,只会选择聚集到少数“优中选优”的地区,远少于“迫切想要引资”城市的数量。其他地区任你怎么规划,也必须遵从这一规律。

看看邻居韩国,可能有助于理解。

2016年韩国各行政区人均GDP(数据来源:KOSIS):

 

排名第一的蔚山,城市不大,人口116万,占韩国总人口的2.3%,人均GDP是韩国平均的两倍。主要原因是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工厂(现代汽车蔚山工厂)、全球最大的造船厂(现代重工),以及全球第三大的炼油基地(SK蔚山基地),如下图所示:

 

离蔚山直线距离90公里的巨济岛,则是另外两个世界顶级造船厂——大宇和三星。

 

在全球大部分商用船领域,韩国的这三个造船厂都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包揽了大多数高附加值船型和高附加值海工项目。

最近很火的俄罗斯亚马尔北极LNG项目,用的就是大宇生产的15艘破冰LNG运输船(全球首创):

 

人均GDP 5万美元、排名第二的忠清南道,205万人口,其产业支柱就是三星电子——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OLED面板和存储芯片工厂。

三星位于牙山的全球最大OLED工厂:

 

25公里以外,三星正在建设中的位于平泽的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工厂:

 

人均GDP排名第三,近4万美元的全罗南道,200万人口,在南部拥有韩国最大的石化基地(LG等多家公司)、最大的钢铁基地(浦项制铁光阳工厂),以及第二大集装箱港口(光阳港)。

 

人均GDP排名第四的庆尚北道,最有名的工业城市是龟尾和浦项。龟尾是个一大半都是工业园的小城市,容纳了LG电子的重要产能(液晶面板、太阳能电池等)、以及三星手机(部分)、LS电缆、可隆化工等。

 

龟尾90公里外,就是浦项制铁总部所在地——浦项市。

 

本就不大的韩国,以5100万人口的体量,通过如此集聚化的产业发展,建立起一系列全球领先的重要工业支柱:

*全球第6大汽车生产国(400万+辆/年)、全球第5大汽车生产企业现代起亚(700万+辆/年)。韩国汽车产量比我国汽车产量最大的省——广东,多约40%。而广东的人口是韩国的2.2倍。

*全球1/3的造船吨位,超过1/2的造船价值,包揽了大部分高附加值船型。以LNG运输船为例:

 

 

由三星重工建造的世界最大的FLNG(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存储船),Prelude FLNG,长488米,宽74米,排水量60万吨,造价125亿美元,是全球最贵商用船只,相当于70条全球最大集装箱船或者80条中国建造过的最大LNG运输船的造价。

*全球第二大钢铁企业浦项制铁(世界500强排名):

 

*三星+海力士,生产了全球3/4的DRAM内存和1/2的NAND闪存芯片,每年生产9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

 

 

*三星+LG,生产了全球30%的大尺寸液晶面板和40%的小尺寸液晶面板,以及超过95%的OLED面板。

 

*韩国拥有相当于中国20%的炼油能力,其中仅蔚山的炼油能力就达到4000多万吨,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炼化基地(镇海、惠州1/2期)的2倍。

汽车、钢铁、石化、芯片、液晶,构成了韩国的5大工业支柱,其上述产业人均产值,都远超我国任何一个发达省市。韩国目前一年出口的芯片和汽车(及零部件)都是千亿美元量级,每年出口的石化、船舶、钢铁、液晶,也都是300-500亿美元量级。2017年,韩国出口了5700多亿美元的商品,人均出口1.1万美元,是我国的6.8倍,是中韩人均GDP差距的2倍。

可见,面积与浙江相仿、人口比浙江略少的韩国,就能提供如此巨量的先进工业品,每个类别在全球都占据了不小的比例;而在韩国内部,高端制造业集聚程度也相当高。

而这几大产业,也正是我国各地争相发展的经济支柱。如果中国的几个沿海发达省市在这些产业着力发展,人均产量、产值达到韩国的水平,实现人均GDP翻番,那么,只需要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山东的重要工业城市,再加上内陆正在蓬勃发展的武汉、成都、西安等地的汽车/电子产业集群,就足以造出整个地球也消费不完的上述工业品。

高端制造业仅在世界极少数地方分布,其全球产品供应就已经趋于饱和,其他地区再想分一杯羹难度可想而知。

三、全国化正在粉碎“伪发达地区”

前些年有个说法很流行——“中国是发达国家粉碎机”。特别是对于那些“伪发达国家”、以及曾经发展得还不错的发展中国家(如南欧、东欧、南美)而言,来自中国的廉价工业品,对当地的本土工厂带来了极大冲击,将其本身潜藏的问题都暴露了出来,经济发展受到明显影响。

这一现象甚至连美国这样的发达世界也不能“幸免”,其“老工业基地”受到的冲击同样显著,比如近年来上镜率极高的美国“铁锈带”地区。

 

地图中是美国大型都市区(1百万以上人口,都市统计区MSA口径)人口增速排名(2010-2017年)。红色为增速超过53个都市区平均速度的城市,蓝色为增速超过全美人口增速,黑色为增速低于全美人口增速,粗黑色为人口下降。短短7年时间,53个MSA里,有20个的人口增速大于10%,6个大于15%。美国的城市规模变化之快、差异之大可见一斑。

这种现象,正是全球化环境下,高新制造业高度集中的特点造成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诸多重要工业门类都面临着集中度不高的问题:

*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全国散布几百家汽车厂。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生产了全球近30%的汽车,是美国的2倍多、日本的3倍、德国的5倍,但最大的汽车企业上汽,多个合资品牌+自主品牌全部加起来,年产量也只有丰田或大众的60%。

*长时间以来,全国许多城镇都在力保自己只有几十万吨产量的低效率、高单位能耗、高污染中小钢铁企业不要倒闭。

*全国主要城市,都建了规模不小的石化企业。最大石化基地宁波镇海炼化的炼油能力也只有2000多万吨/年——相比之下,鹿特丹、蔚山、新加坡是4000-7000万吨/年,东京湾是1亿吨/年,美国休斯敦则高达3亿吨/年。下面是同比例尺地图:

 

我国当前较为分散的产业分布格局,主要是考虑公平,通过地方财政补贴、地方政府采购、地方政府担保融资等多种方式调控的结果。

然而这仅是传统产业的状况。在许多新兴制造业领域,大部分地区的“保护”难以为继,特别是电子产业链,手机、液晶、芯片以及围绕的零部件配套企业,的确只需要很少的聚集点,就可以满足全球需求。

下面是2017年1-11月中国各省市手机产量排名:

 

*广东+河南+重庆占了全国78%的手机产量,其中广东一省占比就达到42%。

*具体到广东省内,深圳+东莞+惠州这三个相邻城市,包揽了全省95%以上产量。

*三大手机品牌——OPPO、vivo以及华为终端部门,总部和最主要的生产基地都在东莞。

*东莞内部,OPPO、vivo总部所在的长安镇,以及华为终端总部刚搬迁到的松山湖,正在向传统上的东莞“老大哥”虎门镇挑战——东莞内部各镇就在进行“新旧动能转换”。

于是乎:

*连东莞内部相邻的镇都在发愁“为什么新动能落在了隔壁镇而不在我的地盘”。

*连广州、佛山看着100公里远的深莞惠蓬勃发展的电子产业链都只能干着急。

*连一些人均GDP还不如贵州的“非珠”贫困地市也只能看着珠三角吃肉自己喝汤却没有一点办法。

*连和广东相邻、劳动力资源丰富、贫困山区/贫困人口不少的湖南、广西、江西,都很难承接广东的电子产业链。

*到目前为止,全国贫困人口相对较多、劳动力极其充沛的省市区里,也就只有河南和重庆大规模承接了手机产能转移,还有四川、贵州、安徽、湖北、陕西等在旁虎视耽耽。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印度等市场大幅增加手机关税,小米、oppo、vivo、华为、三星等都在积极向印度和东南亚转移手机产能。

现如今,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城市不仅没有“收手”,而是在“腾笼换鸟”、“机器换人”、提高金融增加值比重、提高信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引进企业总部、扶持“独角兽”企业,上海在试图弥补互联网短板,深圳在不惜代价从其他城市吸引科教文卫人才。

杭州、南京、成都、武汉、合肥、西安、郑州……一连串的二线城市也没闲着,都规划了2-3倍于如今的汽车产能,正在建设世界级的芯片面板工厂,试图挖掘和培养更多的高新企业,规划了满足未来数年甚至十几年的高规格新城区、产业园、科技城。

新 的产业和产能其实就那么多,不够分的。

而国内那些在气候、地理、区位等方面相对短板的地区,就在这个巨型市场里被优势地区不断吸引——人才外流、人口外流、产业外流……不是说这些地方不够好,而是相较之下还有太多更好的地方。

因此相关地区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高新制造业上,现实操作的难度很大。即使强行扶植,可能结果也是竹篮打水。

比如,两三年前,作者了解到大连东软已经将深度学习应用在长春生产的列车车厢探伤上,和如今很火的AI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没有什么不同。但该项目的核心算法负责人后来跳槽到北京的互联网企业,工资翻了数倍——不怪东北也不怪东软,实在是互联网产业的马太效应太强。

对于吉林等地区,风险可能不仅在经济层面,而是由此产生的“破船心态”:地方精英如果看清了本地的衰落态势,将可能抱着“捞一票走人”的心态。

四、新旧动能转换,东北出路何在?

一位山东的朋友告诉笔者:山东全省上下现在都在研究“新旧动能转换”,开大会、写体会。然而,对许多县市而言,却很难找到抓手。

如今,金融、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硬件、新能源、区块链、机器人、工业4.0....新概念眼花缭乱,新公司层出不穷。

政府财政补贴、地方商业银行贷款注资、白给工业用地、白送标准厂房、道路拉通、税收返还、从地方职业院校协助招工……基层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有时却只能招来一些打着相关旗号的“皮包公司”。

新产业和新动能难寻,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心头病,而这种不懈追求也成了各地政府的重要KPI——最终大都是优质公司没引进来,而各种旗号的产业小镇和产业地产办得有声有色,各类研究机构也在不停地为这些行为背书。

针对这些“药方”,应该指出:

*研究问题要从气候、区位、以及更细化的人口收入/年龄构成等角度来全面地分析一个地区的现状和问题。

*始终明确,中国是个统一的超大型市场:要从全国整体出发看问题,客观地理解产业、工业、人口、人才的流动规律。

上述“药方”如果行不通,那东北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首先,顺应自然规律,认识及理解让东北人口和产业集中、收缩到更有效率的中心城市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东三省加起来常住人口约1亿出头,比山东、河南略多、比广东、川、渝略少。不要说发展所有地级市,就是3大省会+1个计划单列市,相比同人口体量的其他省份而言,都显得相对分散。

其次,减少无效投资,扶持那些对气候、对劳动力、对运输相对不敏感的前沿制造业,发挥东北的产业特长。

部分产业研究者提倡的农业、健康、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等在东北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有必要要剔除不切实际的超高速增长假设,不能只将这些产业当成“救命仙丹”。

信息产业中,人力成本占比相对较少的,如数据中心、芯片/面板工厂,都是东北中心城市可以花大力气争取的。目标不用太高,东北4大中心城市,但凡有一座能达到如今合肥在芯片、面板、AI领域的布局,就是很大的成功。

此外,对于东北原本有一定优势的汽车工业,地方政府应该多和吉利这样蓬勃发展的民营汽车公司合作,迎来突破的机会不是没有。

更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着眼考核经济和财政数字——急功近利只会导致贪功冒进、以及过度追求KPI。

从长远来看,东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为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块热土应该也完全可以达到合理的人口、产业动态平衡。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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