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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走近路、靠突击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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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7-12-21

前不久,在母校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刘震云先生说:“我们民族最缺的其实就是笨人”。在本期《库叔说》中,他再次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成功不能走捷径,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下笨功夫。

前不久,在母校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刘震云先生说:“我们民族最缺的其实就是笨人”。

在本期《库叔说》中,他再次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成功不能走捷径,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下笨功夫。

嘉宾 | 刘震云

主持 |  武君

1、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下笨功夫

瞭望智库:您之前在北大国发院毕业致辞上说:“我们民族最缺的其实就是笨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笨”体现在哪里?

刘震云:北大是我的母校,我的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说他的学生要毕业了,邀请我发言,所以我去说了一些话,仅此而已。这些话未必经得起推敲。

现在想想,我也没说什么,就说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觉得锅塌豆腐还不错,大家现在还会议论刘震云爱吃的锅塌豆腐。

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些话的传播范围会那么的广。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老实话、质朴的话。

另外,我告诉将要毕业的师弟、师妹们:

其一,走近路不可能成功;

其二,靠突击不可能成功。

从长远来讲,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确实要下“笨功夫”。

“笨功夫”有两种:

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选择正确的道路很艰难,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喜欢走捷径、搞突击。

其次,不要想着占便宜。

生活中聪明人是不是太多了?有时候,我不愿意跟 “聪明人”打交道,他们有一个极大的特点:比较爱占人便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物质上。

瞭望智库:您一直教育女儿“要如小火慢炖般”把事情做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的浮躁时代,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怎样看待焦虑的父母及其教育方式呢?

刘震云:第一,我从来没有教育过雨霖导演。我们都是在平等地讨论一些事情,谁都有可能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第二,我不知道人生的起跑线在哪里。

2岁、5岁就是孩子的起跑线吗?以我自己为例,小学和初中成绩都特别差,到高中开始稍微好一些,最后在部队认真学习,而且全部通过自学。

人生的“起跑线”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个“出发点”。

真正的起跑线,是每个人触动自己心弦的那一刻——这根弦决定了你的人生方向和未来的人生轨迹。

另外,我发现95%的人都不能把自己会做的事做好,就是因为父母一直要求他在这个起跑线上和别人竞争,导致他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会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那他就一定是特别优秀的人才。

瞭望智库:您真的经历过您说的“一个笨人的成长历程”吗?

刘震云:我觉得大家的成长历程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只是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态度。

在我看来,写作这一行有两种:

一种是投机性质的写作。

别人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很快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因此,一些国外的评论家和出版社对中国产生了一个固定的印象,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相差很远。比如,他们觉得:

中国人就像清朝一样,说不定还绑着小辫;

中国人特别木讷,特别沉默;

中国人没有幽默感……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那样的。

他的生活背景可能比较艰难,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特别透彻的思考。所以,才会出现像小林、三百万灾民、李雪莲、牛小丽、杨百顺和牛爱国这样的人物。

另一种是不以取悦于人为目的的写作。

实际上,走一条不被外界所左右的道路,结果未必那么差。

我的作品传播到海外,在时间上是滞后的。但是,近两年,我的作品像“蝴蝶效应”一样,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外国人可能突然发现了“另外一种动物”——原来还可以用幽默的态度讲自己对世界那么深入的思考。

有国外媒体评论:“刘震云的作品是用最幽默的方式来探讨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质朴的方式来描述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一位叫豊崎由美的日本书评家说得很到位,她说,“刘震云写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写出了那些被忽略人群被忽略的情感。”

这的确是我创作的初衷、支撑点和动力。

瞭望智库:现在,很多作家涉足新媒体,开个公号,时不时发表一两篇短文,最后攒成一本书。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种方式会不会影响作品质量?

刘震云:对这种现象,我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读过这样的书。

不过,这样的创作方式确实就不能叫写作。因为写作不但体现在写作的过程中,更体现在写作之前的思考上。

把一个故事、一段情绪、一个细节写好,这只是写作的一个特别初级的阶段。故事结构、人物结构以及它们反映的哲学内涵才是重点。

通过人物对话渗透出哲思,是一个特别费思量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好像蒸包子,如果馅很少、面皮特别厚,就特别容易蒸,但是不好吃;要做好包子,调馅是关键,把馅调得与众不同、喷香可口,皮要擀得特别薄。这样,花了大工夫,蒸出来的包子才有滋味。

2、小说擅长的,对于电影是没有用的

瞭望智库:有网友评论说“刘震云是一个体制内外都能玩得转的人,娱乐严肃都能搞,能写作能编剧,还能在电影里面客串角色”。您怎样看待这种评价?

刘震云: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还落了好多条——我还能喝水、能吃饭;我去菜市场还会买菜、还会骑自行车、开车、坐地铁、坐高铁;另外,晚上我可以睡觉,一觉睡八九个小时。

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表面。

一年中的确有几天我会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书宣传的需要。我并不是365天都这么闹腾。顶多闹腾15天,剩下的350天都是属于我自己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像电影宣传,我也不是全程去做,偶尔去一两次被大家看到了。就好像我一年吃了两回肉,但是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我一年365天顿顿吃肉。其实其它时候,我吃的可能是倭瓜、黄瓜、青笋或者窝头。

另外,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数量其实不多,可能因为影片的质量还不错,所以大家觉得很多。电影并不是每年都拍,可能会5年会拍1部。比如《1942》拍了19年,在这之前是《手机》,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工作并不是我做的,是导演做的。我不能把导演的工作说成是我的。那样的话,导演就急了。

瞭望智库:很多导演热衷于把您的小说翻拍成电影,您作品的哪些特点吸引了他们?

刘震云: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因为不具备电影的一些基本元素——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整体较快的节奏,等等。改编我的小说比其他作品难度更大,从这一点上来讲,小刚导演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的小说表面上相对散漫,而背后的逻辑和道理是紧凑的。但是,这些对电影都没有用。而小刚导演可能会超越这些电影元素,看到一部小说背后反映的一种生活态度。

比如,他拍《一地鸡毛》的时候,就比较有把握。而且,他认识到小和大之间的关系——小林家一块豆腐馊了,他觉得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

《1942》没有任何故事性,没有任何情节,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人物。他看到的是用一种幽默(甚至有些荒诞)的态度来描述一场民族灾难。

刘震云: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对剧本的把握绝对没有像职业编剧那么好。

首先,电影是有时间限制的,要在2到2.5个小时里把人物的命运和关系讲透彻,需要另外一种讲述方式。

电影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要求人物的命运和情节流动的速度特别快。如果和山崖有落差的话,掉下来就是瀑布。还有点像大海,表面的浪花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浅流、潮涨和潮汐。

而小说最擅长的是讲一个人、一个情节、一个细节的前因后果。这种枝枝叶叶的来龙去脉是小说最舒展的地方,比如对一个人物的心理动机的描写,电影里是没有用的。

瞭望智库:文化综艺类节目特别热,您也参加了《向上吧诗词》,您觉得这类节目能给观众带来什么?

刘震云:我很少上电视节目,因为我不知道上了电视应该说些什么。仅仅是因为参加《向上吧诗词》之前,我恰好读了唐诗和宋词。

另外,节目的导演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来自同一个省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在这个节目中,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李商隐、苏轼、纳兰性德的诗词。因为不同的选手和嘉宾,对诗词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些可能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

至于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那些电影,是因为小刚导演、雨霖导演说:小说是你写的,你对里边人物的内心深处比较了解,能够把剧本写得更深入一些。

另外,我和导演是好朋友,他在拍片子的时候,我可能会探一下班。有时候,导演可能说:刘震云你过来玩一玩。这里缺个群众演员,你就坐着吧。

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就在那坐一坐。

大家觉得刘震云好像在演电影,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注意,电影拍到我就那么两秒,就好像坐在瞭望智库镜头前面的刘震云,出镜也就是四五十分钟而已,时间很短。

3、灵感是一种非常浅俗的说法

瞭望智库:您在《手机》中说手机是个“大炸弹”。小刚导演说“不查另一半的手机,才能白头偕老”。现在,距离《手机》出版已经有十多年了。您还觉得手机是个“大炸弹”吗?

刘震云:首先,我没认为手机是一个大炸弹,而是这个书里的人物这样认为。“他认为”跟“我认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作者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作品里头“没想法”。

那么谁该“有想法”呢?就是作品里的人物。不同的人物审视这个世界,会有不同的想法。比如,牛小丽是一个农村的姑娘,她对世界的看法和她的生活态度肯定和李安邦这样的省长形成反差。他们的相互映照就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世界。

当然,有的作者会在作品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这些人物。这些人物并不愿意承担这些负担,但是,他们无法反抗。

在有些文学作品中,剧情到这里,就不应该这么转折。是谁让他转折的?是作者。

作者应该站在作品的背后,这才是最好的写作方式和理念。

至于《手机》这部作品,主旨并不是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通讯工具,而是整个时代的变迁。如果没有这个道具,这部小说仍然是成立的。

瞭望智库:您的新书《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刚刚出版,可否给读者们介绍一下?

刘震云:这本书跟我之前的书有很大不同。因为我其他书中的人物关系比较紧密,而且就只有一个主人公。

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有四个主人:一个农村姑娘,一个省长,一个县公路局局长,一个市环保局的副局长。他们四个人本来素不相识,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通过事物背后的联系和逻辑突然就“打着”了。

所以,这本书本身对我的吸引力就很大。

另外,这部小说特别注意空白的描写,因为大家都觉得《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主角应该是“吃瓜群众”。

其实,吃瓜的群众在书里并没有出现。而是看了这本书,你本身就是吃瓜群众。

这部小说把空白(也就是没有写的人物)给写出来了,对我确实也是一个挑战。

这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带劲的,因为读者会有一种带入感,可以参加到这个创作里边。

另外,读者会发现这部作品与之前的相比会更加幽默。我之前小说的幽默是可见的,而这本书的幽默藏在事情的背后。

过去的作品可能你笑一回两回,这回可能可以笑三四回。第二天清早,或许还可以引起你的掩卷叹息。

如果能达到这种效果的话,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瞭望智库:您刚才说创作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思考。那么,创作这本书之前,您经过怎样的思考呢?

刘震云:因为不同作者的写作习惯不同,有些从故事开始,有些从人物开始,我觉得都无可厚非。

但是,我写作首先考虑的还是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因为这些结构需要仔细的思量,而故事和人物比较好编的。

我首先从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出发,来搭建这个主体结构。这个过程确实很费思量,因为不仅仅是要考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圆了,还要展现出事情背后隐藏的那些微妙道理和哲思。所以,我思考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另外,思索对我而言是一种乐趣,首先体现在动笔前的过程中。所以,我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并不是起始于动笔,而是在还没写的时间里。

瞭望智库:您的作品当中的描写了很多小人物的生活,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刘震云:我不是很赞同写作需要灵感,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浅俗的说法。

第一,一点灵感是不能够激发一出一部作品的;

第二,这样的写作就太容易了。

我觉得灵感只会产生某个细节,就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车祸案、洗脚屋、微笑哥等。

但是,没有这个因灵感而来的细节行不行?绝对可以。

一个作品的主体,特别是它的结构,主要还是来源于思考。

思考是一部作品的生命,而不是灵感。灵感只是偶尔的细节闪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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