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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民粹主义已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

魏旻 |

发布日期:2018-05-02

在美国,中国是这种失落感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中国在全球低成本制造的绝对优势加剧了人力资源技术整合能力的滞后,美国经济结构改变、平均实际工资停滞才招致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2018年4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美洲项目高级经理埃米利奥·奥坎波(Emilio Ocampo)撰文称,民粹主义已超越共产主义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近几年,民粹主义在西方肆行,先后导致拉美和西方先进民主国家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尽管当前所有民粹主义兴盛的国家背后都可看见俄罗斯的身影,但俄的宣传充其量只是诱发相关国家民粹主义的催化剂,民众对国家的“失落感”才是根本原因。而作者认为,在美国,中国是这种失落感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中国在全球低成本制造的绝对优势加剧了人力资源技术整合能力的滞后,美国经济结构改变、平均实际工资停滞才招致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作者埃米利奥·奥坎波出生在阿根廷,现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立金融顾问。他曾出任过国际私募股权公司LAIG总经理、布宜诺斯艾利斯投资基金Copernico Special Situations Fund特别顾问以及摩根士丹利常务董事,其在拉美的成长经历及在欧美逾二十年的企业融资、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工作背景。但长期关注经济问题给予了奥坎波观察民粹主义以特殊视角。库叔认为奥坎波的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民粹主义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得以卷土重来。为此,编译了此文供库友参考。

以下为翻译正文:

秘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提出,当前自由民主国家的生存威胁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粹主义。

近期的种种事件表明,民粹主义的威胁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集中表现在拉美和西方。例如委内瑞拉,这个还没从十年浩劫中恢复的拉美国家,在民粹主义的威胁下又重回世界焦点。在西方,从2016年至今,民粹主义带来了数件令人瞠目的事件: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法国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崭露头角、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势力猖獗、意大利议会选举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胜出……除此之外,民粹主义政党还掌握了东欧十五个国家中七个国家的政权。在过去,民粹主义的扩张历程并非顺风顺水。如今看来,它极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卷土重来。未来几个月,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将举行总统选举,目前这些国家中的民粹主义候选人支持率都遥遥领先。

近期,民粹主义危机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爆发,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因素,即俄罗斯在幕后悄悄介入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在调查中发现,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斥资百万美元,启动了一项计划以挑拨美国的政治事务,目的在于干预美国大选。该计划主要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由俄罗斯政府组织网络水军操作。针对俄罗斯的上述行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部分成员提交了一份冗长报告,详述了俄罗斯正在使用“非常规武器”破坏西方民主的行径。

除了美国,欧洲也受到了这种“非常规武器”的侵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公开指责普京,通过国有媒体机构编造虚假事实以及发布处理图片,企图在西方传播不和谐声音并破坏西方国家制度。证据也证实了俄罗斯传播造假新闻的行径在不断加剧,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就曾受到俄罗斯媒体的直接影响。

然而,俄罗斯的这种宣传策略也不应被高估,它顶多是民粹主义爆发的催化剂。即便没有虚假宣传,民粹主义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探究民粹主义发生的根源。

研究认为,民众出于某种“失落感”而倾向选择“捷径”尽快解决问题。涉及公共事务领域时,这就容易导致民粹主义的爆发。当前,在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煽动下,民众对选举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不断拉大,即上述所谓的“失落感”,最终改变了选票结构,促使民粹主义上台。这种期望的落差为民粹主义毒瘤的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因此,民粹主义近期频繁出现在经济极度不景气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或者那些未来经济不一定能够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国家,如美国。

相较于共产主义,民粹主义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因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对于解决“失落感”,民粹主义领导总能提出看似简单的方案。

在美国总统初选时,不管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还是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两位民粹主义领导人都对美国当时的形势提出了相同判断——美国梦已破灭。之后,他们用简单的、偏执的和沙文主义的方式解释,美国梦破灭是源于一些易于识别的敌人的蓄意行为,而这些敌人通常指向外国人或选举权重较轻的少数派。因此,他们可以通过把矛头指向这些敌人来抽回资源,或者用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话来说,“回收”这些资源。

在美国,这样一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由两种因素造成:

一是社会通过教育、培训、技能提升所做的人力资源技术整合能力远远落后于先进技术的发展;

二是中国已成为低成本的全球制造巨头。中国因素突显了人力资源技术整合能力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平均实际工资停滞。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包括金融部门的过度扩张,最终也导致了中产阶级和最顶端的极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洛迪克所说的,收入差距并不能通过收入再分配和保护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来消除,而需要通过改革。这才是政府需要直视的挑战。类似改革需要历经多年才会起效,并且在短期内代价高昂,因此难受大多数选民待见。

此外,罗迪克还试图说服我们,没有所谓的好民粹主义或坏民粹主义。好民粹主义局限于经济层面,坏民粹主义则会上升到政治和制度的层面。然而,两者相伴相生,任何一方都无法脱离另外一方而存在,直到最后共同导致一国经济、文化和体制的全面退化。

如果民粹主义继续在西欧和美国盛行,我们将可能看到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土崩瓦解。经济滞胀、金融不稳定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相继发生,仿佛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昨日重现。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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