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化比全球整体表现更为突出，但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尤其是工业发展如何实现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变为依赖有形资本与人力资本红利。因此，正确认识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与现状，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对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发展转型、提升工业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对中国近30年工业化道路研究后认为，中国要成为全球工业强国，仍需持续迈过多道槛，其中的核心是从简单低层次的“劳动力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工业化排名持续攀升

全球工业总产值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倍，自2000年以来也已增长超过46%，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工业产值正逐渐成为衡量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我们对过去30年全球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系列研究，从工业总量及人均工业产值两个维度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盘点，结论是传统工业国家地位持续稳固、新兴国家排名不断攀升。

美、英、德、日四国过去一直是全球工业化第一梯队；以中国、印度、印尼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正在迅速追赶。就工业总产值而言，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均超越英国，成功跻身世界工业化发展的第一梯队。特别是中国，2009年工业总产值首度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高于日本，且中美之间的差距也正急剧缩小。200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24%；至2015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94%。

从人均工业产值来看，美、英、德地位依然领先，但逐渐步入低速发展期，人均增长率较之前阶段普遍下降。中国和印度已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印度人均工业产值增长率为发达工业国的3倍左右，中国则为10倍左右。到2010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已是印度的6倍，超过秘鲁近20%，与发达国家差距已经缩小到5倍左右。

效率有待提高

中国工业化的成就瞩目，但也存在不少隐忧，尤其是面临劳动生产率提升减弱、劳动力效率偏低的问题。我们的系列研究表明：过去30多年困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快、总量高、人均低。自1980年以来，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倍，但中国增加了30倍。2016年，中国工业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已超过40%。以工人人均产出为标志的劳动生产率自1952年以来也增长了350%。目前，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全球排名第二，但就人均产值而言，其排名大致只能与巴西相当。

二是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速度依然有限。一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是即便如此，中国直到2015年也仅仅达到及略微超过印尼的水平。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工业生产中机器取代人力的规模有限。事实上，在英国、日本以及美国，工业中的劳动力数量在最近十年已逐步减少；相反的则是中国和印尼，其劳动力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三是人力资本效率提升速度比较落后。原因在于中国工业中的劳动力规模大，因此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更为重要的是，工业机器人需要高素质高效率的人力资本配备，如果机器人不能正确操作和维护，对技术提高意义有限。中国有形资本的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无形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等方面，中国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仅从平均受教育年数而言，中国排名第75，这导致中国工人虽然整体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技术的效率（有形和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依然不高。

转变红利模式

预计到2030年，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而目前正处于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本密集型生产转变的十字路口。决定能否顺利实现转变的关键因素在于转变红利模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变为依赖人力资本红利。

巴西等新型工业国的发展困境在于：通过劳动密集型企业攫取了“第一桶金”，但20年后，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成本太高，新的技术又无法产生更多的利润，导致巴西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2%左右。仅仅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要跨越这一“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艰苦努力。

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之后，我们预计在仅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2017年至2025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约为4%，至2030年可能降至3%甚至更低。如果计算人均产值，增长率可能更低。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

日本是成功转型为资本密集型增长的国家。在1930至1960年间，通过制定和实行对新兴工业的优先保护、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大规模投资、银行及投资领域的自由政策、提高工资水平等政策措施，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这一系列改革的最大特点在于同步实施，与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的“顶层设计”如出一辙。

中国可充分借鉴日本的赶超型经验，通过依赖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提升，实现在2017—2030年之间工业总产值年均4%的增长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工业的成功转型。

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中国信息技术和机器人、互联网+、大数据背后制度建设，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方式，为“劳动力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型，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撑、导向支撑、制度支撑和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