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扩容”窗口收窄 

外贸优势亟待转化为内需动力

——外贸形势观察与建议（上）

海关总署10月14日发布数据显示，以美元计，9月中国出口同比下降3.2%，低于8月2.2个百分点，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叠加全球经贸减速带来的外贸压力不容忽视。由于目前我国外贸优势难以转化为内需动能，导致内需扩张窗口也逐渐收窄。业内人士建议紧抓“上行”与“下沉”两个方向，加大拓展农村等市场，更新、升级制造体系，以顺利实现“以内补外”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贸表现弱于预期  “内需扩容”窗口收窄

得益于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的落地，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2.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但受外部环境影响，外贸承压明显：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9月出口同比下降3.2%，低于8月2.2个百分点；进口连续五个月负增长，同比下降8.5%，降幅扩大2.9个百分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当前外贸进出口表现均弱于预期，即使中美谈判局势边际好转，但后续进出口增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一是对美出口下滑严重。今年8月，对美出口增速由上月的-6.46%大幅下滑至-15.95%，导致8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3.2％，其中出口2148.0亿美元，较7月回落4.3个百分点。同时，关税加征后，中美双方采购成本均上升，美方客户开始寻找替代产品，进一步加剧对美出口下滑。

二是为应对美加征关税，出口抢跑透支后续需求。家卫士总裁阙建龙介绍，为应对美国对中国的多轮关税加征，相关产品均有出口抢跑发生，7月我国出口值创下今年单月新高，部分因素就是很多企业为应对美国加征关税，提前开足马力生产，要警惕关税加征出口额会出现下降。

三是主要贸易伙伴国出现订单需求疲软。8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对日韩出口、对东盟出口均为正增长，但同比增速明显放缓。三禾厨具董事长方成说，全球经济走弱导致外需疲软，反映到与海外客户的具体合作上，就是订单量和单笔订单金额均出现较大缩水。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认为，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的情况下，出口增幅回落表明靠贬值等常规手段难以有效对冲外需不振，“以内需补外需”的压力增大；同时，在全球经贸降温和贸易摩擦加大的阴影下，进口连续五个月负增长，9月同比下降8.5%，贸易顺差396.5亿美元，较8月增加48.2亿美元，显示内需不振，内需扩张窗口可能面临收窄。

外贸优势难转化 消费与生产难对接

得益于电商渠道的持续发力和下沉市场的潜深挖掘，我国内需市场近两年实现了快速扩张。

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其中，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三四线城市消费也呈现出“量价”双增长。 据电商拼多多统计，2019年上半年三四线城市用户交易额同比增长135%，是社零增速的16倍、全网零售增速的6倍。

但与此同时，内需扩容的瓶颈也逐步显现：

一是外贸企业普遍有缺品牌、缺渠道等“路径依赖症”，导致外贸优势无法顺利转化为内需动力。

——缺品牌。许多外贸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出口产品依然以中低端为主，附加值低。九牧集团董事长林孝发表示，在卫浴行业不少具备技术条件的企业宁愿承接加工贸易订单，赚贴牌和跑量的辛苦钱，也不愿操“创品牌”的心，因此一旦外贸形势不好，就没有向内转型的能力和空间。

——缺渠道。优质外贸制造企业缺乏触达国内消费者的有效渠道。京东负责人说，他们曾经启动旨在帮助制造业工厂挖掘内需市场的“新品牌计划”，有超过6000家制造企业递交申请，“但这些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制造业工厂，超过70%仍将代工作为主要业务，自有品牌产品难以触达消费者。”三禾厨具是双立人等高端厨具的代工厂，意大利每10户家庭中，有5户使用三禾制造的锅具。但三禾厨具经过6年的发展、倾斜大量资源后，目前内销和外贸的比例仅为1比7。

——缺创新。外贸企业无法开发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产品。恒尼智造总经理吴佳表示，传统的订单加工企业，靠价格取胜市场，大多没有研发升级能力。

二是下沉市场大力扩容的同时，上行通道却存在淤塞，导致农民增收缓慢与消费高涨之间存在矛盾。

电商平台的普及给小城市及农村居民带来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和工业制品下乡。但反观农产品流通体系，则依然未充分享受电商红利。根据中农数据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产品类电子商务渗透率不足1%，80%的农产品流通仍然包括了农民—小商贩—产地批发市场—小商贩—销地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消费者等6-8个环节，每个环节成本增加在30%以上。

拼多多首席执行官黄峥说，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40%左右，严重制约了产业规模，导致农民增收难消费者支出高，同时衍生出农村经济衰落、农业人才流失等难题。

新路径：紧抓价值上行与产品下沉

为充分挖掘中国内需市场的韧性、深度及潜力优势，有力对冲外贸下行压力，业内人士建议从“上行”和“下沉”两个方向入手，实现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的充分对流。

一是推动外贸企业的品牌价值上行。

九牧集团董事长林孝发认为，品牌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企业的品牌战略关系到企业能否从行业的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升级，对品牌的认可度正成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考量之一。“九牧的品牌战略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更是针对国内市场推出了‘小牧’这样定位精准的品牌，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花大心思深耕内贸市场。”

二是借助数字营销渠道，推动外贸产品下沉

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伟说，公司在稳步提高ODM业务订单的同时，通过自主品牌不断尝试下沉内需渠道。例如，兆驰与拼多多合作生产了一款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的新款JVC电视，65寸规格的电视价格仅为1999元，上线24小时销售额即超过400万元。黄峥说，为了帮助那些依赖出口的中小制造企业创造内需渠道，今年以来，拼多多联合多家外贸代工企业共计推出1200余款代表行业极致的定制化产品，累积订单量超过5700万件，“未来，我们需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引导外贸行业实现定制化转型，将传统单向的生产模式，转变为按需定制的新模式。”

三是优化商品流通体系，推动农产品上行。

包括继续建设、优化物流、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流通基础设施，包括。如，在农村建立适应农产品上行的物流体系、引导消费者适应“半计划消费”，农民根据消费者的订单进行生产，根据需求改进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经由电商平台将农产品直接销往城市，避免中间流通环节的浪费。

四是继续支持消费产品向农村市场下沉。

黄峥认为，未来可以深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释放三四线城市消费活力，通过新供应体系重塑农村消费市场和农民消费习惯；利用平台流量、大数据倾斜，帮助中国中小制造的高性价比商品尽快触达下沉市场用户，填补此前一线品牌与山寨品牌之间的需求空白。

降低外贸企业“可控成本”挖掘政策性“内生动力”

——外贸形势观察与建议（下）

今年8月，我国进出口总额3947.6亿美元，同比下降3.2％。其中，出口2148.0亿美元，较上月回落4.3个百分点。外贸形势日趋严峻，我国企业生产成本高、利润空间不足的短板进一步凸显。相关企业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措施降低“可控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由外向内”，此为化解外部风险的重要路径。

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政策性影响最为突出

目前，政策因素影响下的“可控成本”过高是外贸企业成本的重要来源。“可控成本”是指受制于生产主体、责任主体、监管主体的成本。当前，我国企业的“可控成本”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要素成本。玲珑轮胎董事长王峰表示，以电、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价格相对欧美显著偏高。以电费为例，我国烟台电费价格为0.71元/kwh，相较于东欧和美国分别高出0.33元和0.37元；天然气价格为3.61元/m?，达到东欧和美国的2-4倍。

“部分战略性物资的价格也偏高。”王峰举例说，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费国，也是世界惟二对橡胶加征关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一般贸易”项目下，我国对橡胶进口要征收20%的关税，导致下游加工企业压力过大而转向“加工贸易”来避税。此外，受“去产能”影响，上游部分原料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是流通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张建平指出，我国通关收费项目多、收费高，部分港口和航运公司不合理收费仍然存在。例如，集装箱处理费每箱1000元，间接增加了货物的单位成本，而许多发达国家并无这些收费项目。此外，商品性服务企业缺乏竞争，在提箱和空箱返场机械费收取等方面容易形成垄断，进出口企业议价能力较弱。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丁刚说，口岸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时间成本”仍然较大。例如，部分港区虽建立联合查验区，但要求集装箱集中到一处查验，而另一些地方查验场地分设，又需要分开移箱处理，与“便利化”的要求相悖。

三是生产过程中的监管成本。随着我国环保工作的力度加大，企业应对各项环保检查的压力也在增大。有行业内人士反映，目前许多企业的利润不足以支撑环保设施的投入和运行，部分企业的环保投资已经占到其固定投资的20%左右。此外，“检查频次过高、检查标准不明、处罚不统一也给企业的日常运行带来了较大困扰。”王峰说。

多重因素阻碍企业“降成本”

一是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通关流程、收费难以集中。张建平指出，通关收费涉及众多企业和机构，部分通关收费管理职责分散在发改、口岸、交通等部门手中。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国际航运企业，国内没有相应的部门对其实施行政管辖权。

二是现行退税制度存在漏洞，企业减负空间被侵占。一方面，国外企业在退税政策中套利较多。王峰表示，以轮胎行业为例，去年11月，国家给出口退税增加4%的优惠，但国外客户马上就要求产品降价2%，相当于优惠政策直接贴补国外客户。另一方面，退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政策针对性不足。任泽平表示，“紧的时候特别紧，谁也享受不到有关政策；松的时候一哄而上，骗子都享受到政策。”

三是金融系统对外贸企业扶持效果有待加强。首先，外贸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流程不够便捷。张建平表示，外贸企业跨境结算审查程序较为复杂，银行为企业在进口押汇、进口代付、保付加签及大宗商品融资等方面审批手续较为繁琐。比如，一些地方国内采购和境外销售需要开具不同的信用证，出口信用保险审批周期较长。另外，在金融“去杠杆”的影响下，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现象或将重现。

调整政策降低“可控成本”

专家和企业界人士表示，为化解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必须通过政策性调整来尽可能降低“可控成本”，从而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一是切实缓解外贸企业要素和环保成本压力。赵忠秀提出，适当降低外贸企业水、电、油、气、煤等生产要素价格，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合理调整工商业企业用电价格，实施价格“激励机制”。通过减税降费，降低综合税率，如进一步降低增值税、所得税、社保费，允许固定资产购置和设备更新可以部分抵税。王峰建议，减少环保检查频率，规范检测工具和方法，加快企业环保设备更新申请审批速度，改善环保“高压线”下企业生存环境。

二是外贸流程“简化”。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表示，可以通过“促进贸易便利系统化工程”改善口岸营商环境。将“双随机、一公开”作业模式从一般监管拓展到常规稽查等全部执法领域，实行统一标准规范，统一信息备案认证，构建“关”“税”“汇”“检”“商”“物”之间管理一体化。刘本昌建议，通过扩大货币互换协议签署范围，将人民币结算规模纳入人民银行、银监局考核银行的指标体系，推动国际结算和跨境融资“一站式服务”，引导外贸企业主动使用人民币结算，减低结算手续费。

三是税收模式“优化”。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表示，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定向补贴、出口退税等政策，减少套利空间。赵忠秀认为，“减税降费”要进一步深化，降低综合税率，如进一步降低增值税、所得税、社保费，允许固定资产购置和设备更新可以部分抵税，对冲未来可能的加征关税影响。张建平建议，分类施策降低进口关税，例如，可适当降低诸如汽车等贸易顺差行业及橡胶等战略性物资的关税。

四是港口收费标准“透明化”。丁刚建议进出口相关收费实行“阳光价格”，打破港口服务垄断现象，进一步降低通关成本。例如，清理不合规收费，落实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刘本昌认为，需要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打破港口服务行业的垄断，让企业有更多选择，提高企业议价能力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