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亚华教授新作《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与著名公共治理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作序，并得到多名知名学者的一致推荐。本公众号将连续推出系列报道，以飨读者。本文于2010年1月作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作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以纪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获得诺奖。原文以”Towards a New Science of Governance”为题发表在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2010,2(2):87-91，该期杂志为纪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奖特辑。

　　我眼中的埃莉诺

　　1997年，埃莉诺和文森特 ·奥斯特罗姆第一次来访中国。自那以后，她的自主治理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继十年前拜读了她的开创性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后，我便非常地专注并痴迷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后来，这本书在2000年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我在准备自己的水治理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也深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的启发。

　　图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

　　十年后，埃莉诺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再次访问中国。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多场学术会议。那时在北京，我们一起谈论了许多关于水治理以及中国发展的问题。回到美国后，她给我发来了一封友好的信，邀请我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访问学习。 我非常感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正是在她的推荐下，我获得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授予我的 “中国学术发展奖学金”。这笔奖学金让我能够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我很庆幸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2009年10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也在她身边见证了这个过程，因而过去的半年时光让我印象尤其深刻。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永不止步的学者。尽管已是76 岁高龄，她仍然投身于教学、写作以及研究事业。我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这种奉献完全源自于对人类行为的好奇与理解，以及对科学的求知与探索。她充分地享受研究事业，并在给我们的讲学中分享其中的乐趣。

　　图为埃莉诺获颁的诺贝尔奖章

　　埃莉诺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奉献给了研究所以及基金会。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非常热爱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不论多忙，她总是认真聆听和回答学生的疑问，并且对大家一视同仁。在她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三天，研究所的一名来自亚洲的博士生称呼她为“奥斯特罗姆教授”，她说道：“请直接叫我Lin吧，因为在这里交流是平等的。”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并没有改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在诺贝尔奖公布后的第二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依旧来到教室给我们上了计划中的两小时课程。在之后的日子中，她继续像往常一样参加座谈会和会议。我曾经问过她关于之后几年的打算，她似乎从未计划停止她的教学以及研究工作。

　　理论以外的贡献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200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对她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事物治理上面的认可。根据经济学诺贝尔奖组委会公告，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挑战了公共资源管理不善就应当私有化或由政府调控的传统，并展示了自主治理在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Ostrom 1990）。

　　图为作者穿上印有埃莉诺头像的纪念衫迎接埃莉诺载誉归来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奖励她在自主治理理论中的贡献。然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发展社会科学通用语言中所作的努力却似乎被忽视。虽然这个努力的价值目前被低估，但是她的贡献却是举足轻重，对改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潜力。我想详细阐述一下这方面的贡献。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努力去发展一套制度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早期，她曾希望开发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用于公共部门的行为控制和绩效评估（Ostrom 2011）。后来她发现如果不能意识到建立社会科学通用语言的重要性，就不可能严肃地对待这项任务。受益于对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一次访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Larry Kiser共同起草了一篇名为《行动的三个世界：制度行为的元理论集成（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 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Kiser and Ostrom 1982）的论文。随后在博弈论的启示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发展了制度分析方法（Ostrom 1986b）。这就是著名的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IAD）。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工作都是以此为基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清楚地阐述了制度、理论和模型之间的不同。一个通用的框架会帮助辨别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元素是人们进行制度分析必须考虑的内容。理论的使用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辨别一个框架中哪些组成与特定问题相关，并做出对元素的广泛假设。模型则被用于对有限的参数和变量进行精确的假设（Ostrom 2005）。这些区别非常重要。IAD框架使得在政治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者以及关注制度对互动的影响和激励的人们中发展跨学科联盟成为可能（ Ostrom 2007a），同时它也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把一般性框架视为通用语言。她在发展社会科学通用语言方面的努力一直持续。继 IAD框架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框架来分析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它能够为诊断理论提供基础 (Ostrom 2007b,2009)。这个新框架，暂且叫做社会生态系统（SES ）框架，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学术领域的极大关注。

　　SES框架使得跨学科的学者可以采用一个嵌套的、多层次的框架用于分析理论问题，即资源系统和多个资源的使用者被嵌套在治理系统里，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Ostrom 2010a）。正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研究所的促进作用，有关SES框架的研究还在继续发展，不断接近发展成为通用语言来理解复杂社会系统的治理。

　　进入新的治理科学时代3

　　作为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一名访问学者，我深刻的感受到，研究所是一个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的绝佳之地。1972年研究所由埃莉诺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联合成立，它更像是老师、访问学者和学生的家而不是办公地。在这里我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度过了让人怀念的半年时光，我非常热爱这个研究所。

　　研究所倡导的学术传统被称为“布鲁明顿学派”。在我看来，布鲁明顿学派的三大卓越研究领域包括：以比较制度分析与发展为中心；探究人类制度的内部运作，以更好地理解制度何以有效；以及强调理论、经验学习以及政策分析之间的联系。

　　尽管布鲁明顿学派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但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布鲁明顿学派工作的价值是走向“新时代的新治理科学”，这是在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出来的口号。阿里吉卡和勃特克(Aligica and Boettke 2009)在他们的书中解释了这个“新科学”的部分含义，他们把布鲁明顿学派总结为古老的“政治新科学”：协作的科学、公民的科学和自由的科学。

　　我补充一点我个人观察到的布鲁明顿学派所代表的新科学的含义。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认为布鲁明顿学派尤其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工作融合了东方智慧和西方科学。西方人头脑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知识发展的专业化。相反，东方智慧强调系统论或整体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同事使用IAD或SES框架开展了许多研究，打破了学科的边界，并指出了系统的综合特征。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考虑到特定研究的目标，选择和采用了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案例研究、田野调查、荟萃分析、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等(Poteete Janssen and Ostrom 2010)。从这个角度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工作整合了东方智慧和西方科学。

　　此外，我也觉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风格体现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一种妥协。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的，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东方哲学采用的”负的方法“，而西方哲学采用的是”正的方法“。前者强调通过直觉感知系统和整体，而后者强调在与形而上学的对象打交道时重视分析和理性推理。冯友兰相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是负的方法和正的方法的融合，我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融合。

　　总而言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研究所带领我们进入新的治理科学领域。 她的成就远不止于诺贝尔奖授予的经济学贡献，还有她在发展社会科学通用语言当中的努力同样值得社会科学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