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蓝/文 小程等/图

朱大可在新作《华夏上古神系》中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概念，描绘出亚洲各国悠久的文化血缘，深入描述上古亚洲各地之间在族群、商贸和文化三个层面的交流盛况，揭示了中国先秦文化的成因。他认为，高度开放、博采众长，继而实现超越、完成原创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特性，也是其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因。

本期嘉宾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曾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逾百万字、5卷本《朱大可守望书系》特立独行的思想锋芒与“朱式话语体系”以及对巴蜀上古神话的研读引起广泛关注。

采访手记

东方出版社推出的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两卷本，这是他继《神话》5卷本后的又一心血之作，朱大可在书中探研了华夏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论证女娲、盘古、西王母等上古大神的“外来身份”；提出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波斯；揭示先秦神话是“亚洲精神共同体”的结晶……他认为，高度开放、博采众长，继而实现超越、完成原创，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特性，也是其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因。朱大可在书中提出的“神名音素标记”具有国际学术价值，是对世界学术的一次“东方贡献”。

在我看来，朱大可以独特的解构策略和话语方式，从诗学批评蔓延到文学叙事、影视美学、先锋美术、城市文化、大众文化、历史传奇、器物研究、建筑的意识形态判读、上古神话隐喻梳理乃至当下公共事件深度剖析，在一个话语喧嚣的时代，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以至于朱大可只好“独孤求败”，左右手互搏。他是真正的词锋剑客，上天入地的言路是理性之刃拓斩的域界，聒噪是狂欢之剑的碎屑，突然以反手剑之锋频频击中热门人物虚火妄升的任督二脉，直至“一剑封喉”。这就是朱大可：对同道亲切，对炮制大词的妄人、大人、大师、泰斗冷眼睨视。

这种高度个人化的自言自语因为风格鲜明被称为“朱语”，一直被争议，且褒贬不一。朱大可在文章里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瓶颈里，汉语思想在紧张地寻找着出路……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密契约……我成了无数西西弗斯中的一个。”

在《华夏上古神系》后记中朱大可指出：“这本书肯定会有很多问题，但它就像是一个公共平台，谁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关注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问题空间，这个地方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玩耍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写这本书，是一个自我‘他者化’的过程，我常跟学生说，不要老是以‘我’的立场去想问题，比如‘我国’‘我省’‘我市’‘我区’‘我家’之类，只要把自己从狭隘的习惯性思维的空间里释放出来，你就会获得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他者化’之后，以跨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书写。如果说有什么诀窍，这就是我的诀窍。”

这本书的第二章有5万多字，用一大堆表格，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巴别神系”，这是《华夏上古神系》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原创。

整本书的逻辑起点，基于朱大可20多年前的想法。当时他发现了遍及全球的神名音素标记，确信各个文明一定有个共同起源，但始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直到看了1988年美国人做的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文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想法有来自生物学的依据。生物学从界外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但是，他说，“这本书不过是我肤浅的文本表述，只能触及真相的表层。”

对话

神话，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家园

《山海经》，中国的“无限之书”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对《山海经》评价极高，它体现了撰写者什么动机？

朱大可（以下简称朱）：博尔赫斯在名篇《沙之书》里这样描述“圣书”：“这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没有起始，也无终结，你可以从其中任何一页打开，甚至直接用手指插入衬页或尾部，但它仍然没有起始和终结。”这仿佛是对《山海经》的跨时空暗喻。这部来自中国的“无限之书”，不只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更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短缺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两千多年，《山海经》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纯真读者。

2000年前的战国晚期，《山海经》的作者，一群年迈的祭司，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书卷。面对莎草纸、羊皮卷、竹简和丝帛，他们狂喜地工作，采集破碎的意象。学者陈文松认为，《山海经》为战国初年楚人综合鼎图、庙画和传说著作而成，按东南西北及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

记：《山海经》究竟向世人说了什么？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它何以能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

朱：很少有人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时间的尘土覆盖了人类的记忆，以致人们根本无法重返那个天真明澈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打开那个满载不明事物的箱笼，越过稀疏的语义，去寻找神话与神启的线索。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在为商务印书馆编撰《本国史教科书》时，就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材料，按发生次序进行排比性研究，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的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顾颉刚据此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一“顾颉刚原理”（旧称“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核心，也是重要的方法体系，揭示了中国上古第二代神话叙事的游戏规则—它主要成型于战国至两汉之间，而非人们所料想的“久远的上古”。不仅如此，它的基本元素，大多来自亚洲的其他区域，如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南亚的印度和北亚、东北亚等，它们汇聚成中国神话“第二原型”的强大谱系。

“第二原型”的产生，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全球移民/贸易运动。正是移民、商人和骑士的不倦行动，开辟了神话向东传播的路线，并将神话意象播种于东亚的原野，令其长成树林。“第二原型”作为故事母题，为失去第一代神话支撑的先秦诸子的思想论述，提供了全新的神话典故。

可惜在东亚地区，“第二原型”最终只能形成一堆“二代碎屑”，无法熔铸成独立完备的系统，而后被拖入帝王谱系的撰写程序，成为上古伪史的轴心。而那些残剩的碎片被收容于《山海经》之类的神话“难民营”，从那里缅怀古旧的岁月，等待再度复活的“光荣”时刻。

探索全球神话的共同起源

记：《华夏上古神系》里，有很多你独到的探索发现。

朱：我发现，在所有的上古文明体系中，神的名字开头的辅音相对坚固，就像钻石一样，可以历经数万年而不变，可以用来作为辨认标记，我将其称为“神名音素标记”，又叫“文化基因”。例如，全球水神的神名，几乎都以N开头，华夏水神女娲上古发音na-krool，埃及水神奴恩Nun，苏美尔水神尼拉赫Nirah等；而日神都无一例外地以H或S开头。根据这个普遍存在的“族徽”，我找出了全球各地的最高神、水神、地神、日神等，整理出完整的上古神系—“巴别神系”。这个神系的发现和整理，在全球属首次。这些神系是跨地域和跨文明的，它们超越了种族的有限边界。根据对N音素的辨认，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指认“傩”就是水神，傩祭就是对水神的祭奠。这位水神也许就是女娲，因为在华夏神话体系里，能够受到如此热烈而持续祭拜的大神，只有女娲一个，“傩”可能是她的一个现代别名。

记：你提出“主神音素递增效应”，推论出全球神话起源于非洲，为什么？

朱：以非洲为起点，各民族主神的名字，会随着迁徙路线的延伸而变长，音素数量不断递增。例如，在非洲原点，主神楚耶（Tsue）的名字只有3个音素，希腊主神宙斯（zues）是4个音素，华夏山海经神系的主神帝俊（Dijun-skluns）神名为5个音素，直到中美洲的主神托纳卡捷库特利（Tonakatekutli）神名则增至13个音素，这是神话起源于非洲的重大证据。

在对先秦文化的考察中，我注意到来自异域文明的诸多原型，例如，统一文字、车轨和度量衡，建立驰道与人工运河等，都是秦始皇向波斯帝国学习的结果，就连他销天下之金而浇铸的12金人巨像，也是按狄人（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波斯移民）形象铸造的，而这十二尊神像，就是拜火教的十二月神。据郭沫若的研究成果，认为汉字中“帝”与“天”的发音、文字和语义的3种要素，全来自苏美尔，本义是“天神”，所以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原意，并非指人和大自然的融合，而应指人与神的沟通。

“亚洲精神共同体”和“丝玉之路”

记：你提出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亚洲精神共同体”，先秦思想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结晶。

朱：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共同体特征”，而《山海经》是这种“亚洲精神共同体”存在的文字证明。我运用比较神话学、上古语言学和文字学，发现希伯来圣经中的诺亚及其方舟的故事，跟《山海经》中记载的“女娲之肠”神话如出一辙。我对《山海经》这个段落加以改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船），化为神，处栗广（寒冷空旷）之野（大洋），横道（涛）而处（漂流）。”这段文字跟《创世记》中“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共计八人），都进入方舟，洪水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浩大，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去”的描述，几乎一样。只有一种答案能够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山海经》和《圣经》拥有一个共同的神话原型。

记：“亚洲精神共同体”是一个跟“丝绸之路”密切呼应的重要概念，它突破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框架，描绘出亚洲各国悠久的文化血缘。

朱：“丝绸之路”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丝绸是中国对外输出的主打商品。所有正常的跨国贸易，都必须是双向的，否则无法维持下去。“丝绸之路”概念只表述输出意向，而无输入意向。我提出了一个修正性概念—“丝玉之路”，希望有助于“丝绸之路”概念的升级换代。上古中国人把丝绸贩卖出去，又把中亚和西亚的玉石、青金石、黑曜石以及各种珠宝输入本土，制造“丝”和“玉”的远程对流。在殷商和周，玉器是国王跟众神交流的重要媒介，正是这种需求，推动了国家跨界贸易。

“丝玉之路”的交流不仅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层面的。它的第一层面当然是物质性的，第二是人种层面，即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由西向东的移民，导致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聚居区。古史里对此有大量记载，古人称他们为“戎狄”。这些上古移民进入东亚地区后，形成民族多元并存和杂交的优化态势；第三是文化层面，随着商业贸易和移民的步伐，中亚、南亚、西亚甚至里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神话文学传说、美术和音乐等“精神产品”，大量进入华夏地区，跟本地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冲突、渗透和融合，形成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互动格局。

总之，我试图说明，神话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根基，没有神话，就没有民族的精神家园。没有先秦的开放胸襟，就没有伟大的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