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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讲堂第二季第七期嘉宾：伍山林
本期JIC讲堂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伍山林开讲，与现场超过80位报名听众探讨“经济学史略及其历史表现”这一课题。
讲座上，多年从事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伍山林教授从重商主义出发，讲述了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及其对早期英、美、德、日四国崛起的影响和作用。此外，伍山林教授辅以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李斯特、马克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构造，为现场听众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西方经济学史脉络。
|JIC讲堂第二季第七期现场
讲座一开始，伍山林教授便为我们梳理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由来。经济学是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演变而来，从重商主义拉开了学科发展的序幕。而重商主义的两大目标，又是国家的权力和繁荣。
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创造国内的繁荣，必然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而这些经济政策又必然影响人们的行为。由于人们会在既有政策下做出自己的反应，经济学也就发展为研究人们行为的即关于选择的一门学科。于是，政治经济学慢慢发生了演变，发展成为现在所说的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人们的行为，研究国家制定政策的原则等一系列问题。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学说、很多学派。最早对这些方面做出理论总结的便是重商主义。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至关重要的举措
观点一：制造业何以成为“国富”特别是“国强”的根基
1776年，被视为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传世名著《国富论》中首次定义了重商主义并且对其做出了系统性批判。但是，重商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等都认为，重商主义在16—18世纪流行于欧洲（特别是英国），是对国家振兴、国家崛起等起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伍山林教授指出，把重商主义局限于16-18世纪可能并不恰当。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后，重商主义还远没有终结。像美国和德国等的崛起，就是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完成的，只不过这时的重商主义主要表现为保护主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崛起是在由自由主义的指引下发生的。这应该是一个大有争论的话题。另外，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变迁，再去看一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经济学说的发展、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力量的演变等，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是有时存在很大的偏离。
※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定义了重商主义。
随后，伍山林教授分别为我们讲述了早期英、美、德、日四大国如何利用和发展重商主义学说，以追求国家的权力和繁荣。
重商主义最早在英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美国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并经扩张而来的，英国重商主义对它的影响既深又广；而在德国，发端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思想，兼具英美重商主义之长；日本虽地属东方，却自比西国，其重商主义既激进又疯狂。
这些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尊崇重商主义，其影响已深入骨髓。最早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已有赖于重商主义的指引；但是，在这三个国家，其重商主义并没有适时实现形态转换，以至于当英国实现形态转换进而诱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大国的竞争态势就发生了一边倒的倾斜。
|图为英国纺织厂中妇女劳动的场景（绘于1851年）
这些事实教给列强们的是：在崛起阶段，从重商主义向强调工业的作用的演变，是后发英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其精髓正在于——制造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选择；并且当实现崛起进而步入守成阶段之后，英国转而策略性地在世界范围内倡导自由贸易，以便永葆工业优势进而在国际贸易上固化其主导地位，而其他国家都难以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
“我们可以这样说”，伍山林教授指出，“一旦人们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经济学的发展、人类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做出相应调整。”
| 到16世纪末，西班牙已拥有当时世界贵金属的开采量的83%。
观点二：“师英长策以制英”
“若想追溯大国崛起经济思想的起源，必须对汉密尔顿经济思想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伍山林教授说道。
在美国建国初期，其首任财政部长和联邦主义灵魂人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撰写了三份国事报告，即《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前两份报告最终获得了通过并且成为法案，后一份报告由于观念过于超前，成为汉密尔顿唯一一份没有被国会通过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中发展制造业的前瞻性思想，却为美国经济后续发展提供了指引作用。
| 右一、右二依次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两人秉持相反的经济发展主张。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独立是英国在北美13个殖民地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而独立之后的美国，针对英国很自然地采用了若干类似的政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中国洋务运动抱守“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不同，美国在汉密尔顿不遗余力的倡导和华盛顿总统不动声色的支持下，采用了“师英长策以制英”的经济发展战略。
后来，经由克莱（Henry Clay）在“美国体系”名义下的鼓吹，以及其他政治家沿着这个方向而作的努力，汉密尔顿的国力建设方案在美国后续发展时期里得到了持久的贯彻执行。
|十元美钞版面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肖像
其中，通过保护关税这种重商主义措施来管控对外贸易，为尚处萌芽状态的美国制造业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美国在建国后的100来多年里，国土面积从独立时的80多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900万平方公里，而人口更是从独立时的300多万增加到“一战”前的1亿左右；并且，在保护主义等政策支撑下，美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实现了经济崛起，比如说工业产值在1894年时已比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的英国和德国的总和还多（约为125%）。
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走工商立国之路，美国断然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持续采用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
|JIC讲堂第二季第七期现场
近代日本的崛起有赖于激进重商主义思想与政策。日本重商主义发端于18世纪末俄罗斯势力南扩而产生的巨大压力。
与美国主要借助于关税措施来实现对国内产业发展的保护不同，德国与日本主要借助于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其中，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其本土激进的重商主义思想颇有渊源。
这种重商主义发端于18世纪末俄罗斯势力南扩对日本产生的巨大压力。明治政府于1871年派出规模庞大和标准超高的使节团，又亲眼得见了欧美列强在重商主义政策指引下取得强大国力的历史事实。
※李斯特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认为，后发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需要振兴工业。
以此为契机，日本将李斯特经济战略思想系统地贯彻到经济政策当中，在明治维新之后20多年里尽管依然受诸多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但是通过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政策，日本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工业能力取得了长足增长。
及至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的刺激，以及从甲午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和彻底消除不平等条约，日本此后在激进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的指引下，工业能力获得了持续和快速的增长，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并称霸亚洲。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引进外国机器进行生产的纺织厂，发展工业
观点三：中国可不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对其经济思想做了最精确的阐述。这部著作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后果这两条红线而徐徐展开。
马克思想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难以包容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发展，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要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掉。
在较早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是在生产力达到相当高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现实与理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即西欧先进国家当时并没有出现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条件。与此相反，当时俄国的农村公社却具有公有制的基础，尽管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
|马克思《资本论》
针对这种情况，俄国共产主义信仰者查苏利奇在与马克思的书信往来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是不是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特别是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而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社会形态发展是不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大，是由于牵涉到如下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率先成功，还是也有可能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通过独特的途径来实现？
中国走的是后面这条路。国内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讨论很多，分歧当然也不小。但是，不管怎样，几乎都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必要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和各种政策的改善，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种种罪恶（比如说大量使用童工、社会过于不平等、劳动环境糟糕、工资过低）。
伍山林教授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以及他的其它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还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但是，其答案已经部分地存在于几代人的切身感受中。
|马克思写给出版商、《自由新闻》编辑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书信
在讲座的最后，伍山林教授为在场的听众讲述了经济学发展的另一种趋势，这种趋势现在早就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伍山林教授说道，“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经济学走向科学主义，虽然就职业经济学家而言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但这终归是一件比较冒险的事情，原因在于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而它的影响方式又实在是过于复杂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做出必要的抽象，并且以其为基础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抽象之后，尽管能够推导出合乎理性的命题，但这样的命题往往只存在于所对应的特别的情形下。
在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对环境因素加以很好的控制，着意考察当中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的影响机制，但是在人类社会这样的复杂情境下面，做严格的控制几乎是做不到的。特别是我们的任何行为、任何决策，都是面对复杂的环境而做出来的。”
|JIC讲堂第二季第七期现场听众提问
“因此采取科学主义方式来做经济学研究，将来的前途如何，我个人表示忧虑。在我看来，对经济学做历史的研究，或许可以梳理出具有清晰脉络的知识体系；并且，经济思想史、经济政策史与经济史的研究最好不要孤立地进行，而是要关照所有的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但是，现在崇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这又使我们有了另外一种忧虑。
历史地看，在国家崛起意义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帮助往往比较少，而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帮助往往比较多。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庞大存在，如何保护和开发内部的关键市场显得尤其重要。”
|JIC讲堂第二季第七期现场听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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