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次疫情的感染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涉及方面之广出乎所有人预料。面对疫情考验，全球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措施，亦引发了不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效果。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与欧洲各国的防疫措施究竟有何优劣，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共同举办“中国与欧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效果及影响”研讨会。

此次会议不仅邀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一批正在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学者，也邀请到全程参与过国内抗疫战役的专家，还包括一位曾感染新冠肺炎现已康复的亲历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和欧洲抗击新冠肺炎的举措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研究员指出：新冠疫情是我们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挑战。各个国家因为国情不同，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办法。无论应对办法效果如何，都可以让大家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能够让我们增强对新冠疫情的了解，明晰对疫情走势的判断，在交流当中找到一些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以更好地应对疫情挑战。

研讨会现场

一、欧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与挑战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徐进主持了第一小节的讨论，讨论主题为“欧洲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首先就欧洲抗疫情况做了介绍：

欧洲防疫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一月底到三月份，这个阶段对欧洲来说是在对新冠肺炎进行认识的一个阶段，因此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四月中下旬，在认识到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后，欧洲各国相继采取了封闭措施，对边界进行管控，之后再根据疫情情况放松管控。

第三个阶段就是欧洲现阶段面临着九月中旬的第二波疫情。

欧洲在这次的防疫部署中表现出差异性，包括国别和地区的差异。

崔洪建强调了欧洲与中国的不可比性：

一方面欧洲与中国对新冠肺炎的认知不一样：中国以应对SARS的经验来应对新冠，而欧洲则以应对大流感的经验来应对新冠；

另一方面民众表达方式也不同：中国民众表达了更多的支持，欧洲则一直在寻找政府公共政策和民众接受度之间的平衡度。

最后他指出中欧之间由于双方体制和对病毒认知的不同，对于防疫的预期目标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因为第二波疫情和疫苗的问题，中欧之间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别研究室研究员彭姝祎指出，法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模式和中国是两个路子。

由于法国对疫情的一个重要判断是：疫情是常态，我们将和疫情长期共存。基于此判断之上，法国的抗疫措施始终考虑的是，如何平衡短期的疫情带来的人身伤害和长期的包括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新次生灾难，不会考虑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

她认为法国应对疫情不利的主要原因包括，检测手段不足、医疗承载能力有限、研发投入不够、医疗储备物资不足和远程门诊不发达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对疫情认知和判断的严重误判，采取相应措施太晚，中国经验也没有得到他们的重视。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副研究员杨解朴首先指出，在疫情期间，德国的整体表现和数据都好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的抗疫举措包括，防止传播疫情的措施、医疗保障措施和经济救援措施。

关于德国防疫的优势条件，她指出了以下几点：

德国疫情爆发的时间差给了它足够的反应时间；

政府及时有效出台了有关新冠疫情的国家流行病计划；

尽早隔离了高危人群居住场所和进行了大规模的病毒检测；

有比较充足、优质以及分布均衡的医疗资源和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

公民社会和政治共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的经济实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后她介绍了德国在欧盟抗疫中的角色变化：

第一个阶段德国专注于本土的抗疫；

第二个阶段加强了欧盟内部的协调，规划经济救助方案，向外提供医疗援助，收治重症患者；

第三个阶段规划了后疫情时期的欧盟经济复兴计划。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鞠维伟指出，中东欧国家抗疫政策经历了三个时期：

三月份启动国家紧急状态，实施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五月底到六月份逐步开放边境，逐步开放严格的防御措施；

七至九月份疫情开始严重反弹，但是坚持复学，采取差异化防疫治防疫政策。

他重点讲述了中东欧国家和欧盟之间就民主法治原则、碳排放等与恢复经济之间的博弈。

最后他以捷克为例总结了中东欧的得与失：

在抗疫初期，中东欧国家的抗疫成效使其成为欧洲抗疫防疫的优等生；

但是在六七月份解禁措施实施之后，形势并不乐观；

从获得的欧盟资助来说，欧盟未来几年内财政预算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会有很强的挂钩性；

在恢复社会经济和更严格的抗疫措施之间，中东欧国家选择了恢复社会经济。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凯旋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意大利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远远超过了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及此后的主权债务危机。

面对这场深刻的危机，意大利发展失衡的福利体系漏洞频现。为此，意大利政府推出了多项精准的收入支持措施。同时，这场危机也促使意大利成立了经济社会专家委员会，对危机背后存在的系统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专家委员会提出了“重振意大利战略”，建议政府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公共机构，教育与科研、社会救助与社会聚合等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而当前执政的中左翼和五星运动等，被寄予推动改革的厚望。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石豆认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意大利的公共应急事件预案、联合管理机制、卫生系统的软硬件实力以及中央和各大区的协作普遍存在问题：

第一，意大利在疫情前后都一直未出台公共应急事件预案，中央与大区之间的预案协调不利。

第二，由于抗疫决策分散化和缺乏权威的疫情管理和发布部门，意大利的中央和地方以及联防联控机制出现比较大的混乱。

第三是由于债务高，砍掉很多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后，意大利的医护人员少，病床少，公共卫生系统软硬实力虚弱。

他还指出意大利各大区在抗疫过程中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也是造成其抗疫不利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彭博博士分析了北欧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差异性举措及其原因。

他认为造成北欧国家之间疫情状况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其采取的差异性措施：以丹麦和冰岛为代表的“充分应对+强制性”防疫措施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群体免疫+建议性”防疫措施。

这一差异性措施背后的原因是：

政府领导人与权威机构的关系；

国民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认同和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因此，瑞典这次抗疫不利的主要原因为：

领导力的缺失；

后现代文化，例如反传统和反理性思想；

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福利体系的解构。

二、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与实践

第二小节的研讨由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肖河主持，主题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与实践”。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认为，当前中国疫情防控的清零，不仅仅是全国卫生系统、医疗系统、疾控系统的功劳，更有赖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她指出，新冠病毒的特殊性使得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认识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采取的政府统一主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干部下沉社区，听专家意见，严格的流调，应治就治，应检尽检，老百姓积极配合等措施使得中国现阶段的抗击成果显著。

针对冠状病毒适宜在冬季生存和新冠与流感并行会对医疗造成的压力等问题，她认为，在接下来的防疫过程中，各部门应在常态防疫意识不放松的情况下做好复工、继续严格的入境制度以及建立多点触发和高灵敏的监测体系。

北京市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结合自己先后前往湖北武汉、北京新发地、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瑞丽的抗疫经验，指出中国在本次抗疫过程中，从法律角度、医护角度和民众角度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他认为中国的一些经验在国外是没法复制的，国情和文化不一样使得国民对生死的态度也不太一样。

他认为，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考虑的三个方面：病毒传代、病毒变异和感染后的免疫效果持续时间。针对这些不确定性，还是得从三个环节入手：控制传染源、隔离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做好常态化防控，就不会造成大的流行。

最后他指出，这次疫情应该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规律。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孙英春，以新冠肺炎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自己作为新冠肺炎感染者在ICU病房里的所感所闻以及康复期的一些思考。

他介绍了自己在病房里如何对自己实施心理治疗包括有限沟通和自我调节，以及出院后的心理调整。他认为中国在这一阶段需要高度重视民众的心理问题，不仅仅是感染者的心理问题，还包括康复后重新接触社会的人、在疫情中受到伤害的所有人的心理问题。尽管，中国现阶段存在一些相关的心理治疗方案，但还远远不够完善。与疫情相关的心理问题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十分重要且值得关注的。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员吴国鼎认为，中国作为抗疫模范为全球卫生治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想要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中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应结合自身国情有自己的定位；

二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智力支撑不足，包括理念创新的不足和卫生与外交多面人才的缺乏；

三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和形式单一；

四是，中国国内制度瓶颈有待突破，国内相关法律体系仍需完善；

五是，部分国家和媒体对中国偏见仍在。

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制定一个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丰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体和形式，破除管理制度瓶颈，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薛力，曾经当过多年内科医生，并持续关注疫情进展，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问题。他的体会是：

第一，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不高，远低于早期预估；

第二，无症状感染者本身的传染性不强；

第三，新冠病毒的毒株在弱化，致死率在下降；

第四，群体免疫这一举措无论政治上还是医学上都不可行；

本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3000万，死亡人数突破100万。而且，随着天气转冷，多个国家出现疫情的第二波（也有人认为第一波并没有过去）。

在此时刻，邀请国别问题专家与医学专家，就欧洲与中国的疫情应对优劣得失展开分析与评估，对于受众深化对疫情的认识、下一步更好应对疫情，或有助益。

（作者：苗蓓蕾，中国社科院大学国关学院；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