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主办、新华社瞭望智库提供学术支持的“惠享亿万客户 携手千万商家 扩内需促消费”行动发布会在京召开。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致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田世宏、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一级巡视员耿洪洲参会并发言。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郑国雨、中国工商银行高级业务总监宋建华、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中心总裁陈明一同参会。

新华社及瞭望周刊社领导致辞并全程参加发布活动。

会上，中国工商银行和新华社瞭望智库共同发布2022年《“百城、千街、万店”消费指数报告》（下称“报告”），中国工商银行和新华社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对报告进行了重磅发布和详细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会人士认为，面对百年变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层级城市的居民实际消费情况，出台精准的促消费政策，可以有的放矢推动消费增长。

为此，报告在持续研究2021年百城居民消费健康指数、中华千街“烟火”指数、创业万店人气指数这三大基础指数动态的同时，新增了“新青年”消费健康指数、新市民消费健康指数、户外运动消费指数三个专题，力求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推动消费增长。

一如既往，报告是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中心的战略支持下，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数据和调研支持下，由课题组对2021年GDP百强城市抽取2022年百万数据样本、90多万个商圈街道、320万个小微及个体工商户样本，设置了300多个数据标签，形成了一手数据量大、涉及人群多、覆盖地域广、标签描述丰富、动态监测实时的系列消费指数。

以下是此次报告的一系列发现。

结合2022年情况，课题组对GDP百强城市居民的消费数据进行了多维度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由于2022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一线及部分新一线城市的多个指数排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

首先，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在多个指数上排名下滑，但下滑幅度有限，个别分维度指标仍表现稳定，整体经济韧性仍然较强。

例如，与2021年同期相比，北京、上海、广州在2022年的居民跨期消费排名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深圳居民的跨期消费情况未见太大变动。3月至5月期间，北京、上海两地严格封控线下消费场所及街道、小区等，出现了较明显的消费规模下滑。6月之后，两地居民消费均出现恢复性增长，影响了跨期消费指数的健康度。

其中，尽管2022年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疫情反复最甚，北京的表现却仍然较为稳定，上海次之。课题组通过分析一线城市商圈代表性街道的销售额度和销售笔数数据后发现，北京主要街道的消费额度和消费笔数长期位列四大城市之首，整体表现出强劲的居民消费能力。尤其是在消费额度上，北京在2022年之前始终远超其他一线城市，2022年则呈现出与其他城市水平接近的状态。

课题组分析，一方面，京沪两地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已相对固化；另一方面，两地的线下店铺生存韧性比较强，具有快速恢复经营的能力。

广州、深圳表现则相对欠佳，这两个城市在很多维度上的表现较为相近，整体表现不及北京、上海。尤其在中华千街“烟火”指数和创业万店人气指数上，深圳的表现仍明显落后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比较而言，参与抽样的深圳街道的居民平均消费能力，不及上海。

其次，新一线城市分化明显，个别城市表现亮眼。

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的各个指数中，新一线城市的表现似乎都不及去年，在前20强中排名普遍落后，少数城市的排名下滑明显。

整体上，与2021年的亮眼表现不同，2022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健康总指数前20强中，新一线城市仅有天津、成都、杭州上榜。其中，成都、杭州均较去年同期总指数排名出现下滑，当期消费健康情况表现较好，但跨期消费、极端消费、消费扩容三个维度的健康度却普遍排名靠后。

分化也由此产生。例如，在当期消费健康方面，2021年以来新一线城市中，天津、杭州、成都、南京表现稳定，一直排名前列；武汉、西安在2022年排名明显提升，但郑州、长沙、东莞、青岛却始终未上榜。其他的部分新一线城市则呈现不稳定波动。

课题组分析认为，新一线城市居民对消费额度、个体收入的整体安排已趋于合理，但在单笔大额消费、提前消费等均衡安排上，仍有结构性改善的空间。并且，由于新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偏好、消费结构已相对成熟和稳定，消费扩容和升级的空间或许并不大。

2022年，三四线城市在多个指数上延续了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向好势头。

首先，三四线城市居民的消费健康度整体表现亮眼。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健康总指数前20强城市中，三四线城市占据14席，占比70%，较去年同期明显提升。在当期消费、跨期消费、极端消费三个分维度指标中，三四线城市的数量均为前20强城市的半数以上。

课题组发现，自2021年三季度起，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消费健康度就呈现明显向好趋势，尤其是湖州、茂名、廊坊、滁州、遵义，均在2021年发力跃居上游，湖州表现尤为亮眼并于2022年上半年跃居榜首。

例如，跨期消费健康、消费扩容健康两项指数的前20强排名均显示，除天津为新一线城市外，其余均为三四线城市。结合2021年跨期消费数据来看，三四线城市在跨期消费健康前20强中的占比呈明显递增趋势，从一二季度的占比约50%逐渐增至三四季度的约90%，且廊坊、湖州一直位列前20强；消费扩容指数上榜的三四线城市排名虽然出现了一些上下波动，但始终相对平稳，且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廊坊、湖州、茂名、榆林、遵义较2021年表现稳中有升，有待进一步关注。

课题组分析认为，这些三四线城市对宏观环境的适应力相对更强，全国范围内下沉市场的消费空间、消费潜力正在逐步显现，居民对个人收入、消费额度和笔数的分配正逐渐变得更理性和量入为出。

其次，在千街、万店两大指数上，三线城市也表现突出。

一方面，在拥有高人气街道数量的城市排名中，四线城市“黑马连连”。课题组就销售额度、销售笔数、额度波动和笔数波动四个维度，对GDP百强城市的所有街道进行综合计算排名，最终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1000条代表性街道，并按照其所属城市进行了数量归总，对百强城市按照其拥有的高人气街道数量进行排名。

数据显示，拥有高人气街道数量的前20强中，以毕节、保山、眉山等为代表的四线城市占据了四分之一比例，远超二三线城市的表现。这或许跟这些当地政府密集出台保民生、促消费的相关主题活动有关，包括促消费专项行动、旅游日主题宣传、推出露营生态区域性公共品牌等。

另一方面，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潜力持续被挖掘。

课题组通过对店铺的销售额度、销售笔数、额度波动和笔数波动四个维度数据进行整体计算，按权重进行排名，筛选出了1万家店铺，并根据这1万家店铺的销售额度变动和销售笔数变动来评测店铺的经营稳定情况，分别筛选出拥有销售额度、销售笔数稳定店铺数量最多的前20强城市。

结果显示，一些三四线城市延续2021年的趋势，再次成为榜单上的黑马，比如衡阳、济宁、聊城、安庆、东营等。这些城市普遍存在外来人口较少、产业结构单一稳定、房价相对合理等特点，一定程度上或更能帮助当地居民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消费状态，稳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也说明尚有消费潜力待挖掘。

可以看出，相较大型城市，三四线城市居民或更能守住“钱袋子”，倾向于合理规划，甚至可能设置了每月的消费额度和消费笔数上限，与收入进行合理匹配。当然，这也说明2022年三四线城市遭受的疫情冲击相对较弱，线下店铺受到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加之消费下沉政策为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扩容提供了优渥土壤，整体消费健康度表现优异。

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也是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新市民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大量贡献。课题组按照百城居民消费健康指数的研究逻辑，根据年龄、异地户籍、信用卡开卡地、消费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等基本特征，分析2022年各地“新青年”、新市民两大群体的消费健康情况。

第一，一二线城市“新青年”群体的“月光族”较少，三四线城市整体上多量入为出。

课题组根据百城居民消费健康指数的研究逻辑，对年龄处在24岁至35岁范围内的信用卡持卡人消费数据进行随机抽样，分析研究其消费金额、消费笔数、大额消费等情况，以此来分析2022年各地青年人的消费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一二线城市青年的收入相对更稳定，更有能力覆盖日常支出。以当期消费维度为例，共有16个一二线城市入围前20强，占据了一多半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均位列前20强，深圳却未上榜。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综合考量个人收入和信用卡授信的基础上，深圳的青年人比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青年人月均消费水平要高。这或是出于对未来收入的稳定预期，或是更注重当下的消费获得感、体面感，更敢消费。

再反观三四线城市，发现三四线城市青年的消费在整体上更量入为出，这或与这一群体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有关，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三四线城市的就业和收入困境。

例如，极端消费健康度前20强城市中，三线城市占有14席，占比达70%。其中，许昌、江门、唐山、柳州等城市在分维度指标上首次上榜。一定程度上说明，三线城市青年的消费情况尽管在分维度上有区别，但总体上更为健康。上述入围的三线城市，其青年人在单笔大额消费上也控制得更好，消费观念更为保守。

第二，二线城市的新市民群体消费健康度有待提高。

课题组发现，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新市民，由于要在大城市立住脚、扎下根，必须保持合理开支，不过度消费、不超额消费，因此其日常消费额度通常会控制在收入和信用卡授信范围之内。对于三四线城市的新市民来说，购房压力相对较小，收入或许不高但幸福指数比较高。

但二线城市新市民的表现则相对略差。比如，在新市民消费健康指数前20强中，二线城市无一入围。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正是新市民大量涌入之地，也是各领域、各产业支持新市民生活和发展的最主要阵地。但由于房价、就业等因素影响，以及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出行成本等相对高昂，二线城市的新市民群体或较难在收入和支出上实现均衡，消费健康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课题组还发现，“新青年”和新市民两大群体有一定的交叉重合，消费健康情况也有相似表现，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年人或许占据了新市民群体中比较大的比重。有关部门制定帮扶政策时，既要考虑到新市民的特殊性，也可更多地从青年人的偏好、特征入手，进一步贴近这两大群体的需求和痛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几年，越野、徒步、露营、跑步、骑行、飞盘等可在城市周边场所进行的户外运动，在不少城市掀起热潮。课题组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一线的户外品牌，配合一批关键词搜索，对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居民在户外品牌上的月度消费金额、消费笔数进行深入分析。

整体上，这期间的居民户外用品消费情况呈U型曲线，并在北京冬奥会后出现稳步抬升。其中，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居民户外运动消费金额逐月上升，消费笔数呈现波动式下降。北京冬奥会开幕后，居民的户外运动消费金额和笔数呈现“双升”态势。一定程度上说明，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迅速推高了居民对户外运动的认知和习惯，增加了居民对户外运动用品的需求。

课题组通过对居民户外运动的消费金额、消费笔数、笔均消费金额三个维度对各城市进行排名发现，消费金额、消费笔数前20强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且两份榜单的城市分布较为接近，同时上榜的城市占到75%；笔均消费金额前20强则多以三四线城市为主。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一二线城市居民更热衷于户外运动，宁波异军突起。

数据显示，北京、宁波居民的户外消费总金额较其他上榜城市呈现绝对优势，第三名上海（约2499.5万元）仅为第二名宁波（约4636.5万元）的一半左右。一定程度上或源于宁波是我国生产和销售户外用品的重要城市，拥有多个批发和零售户外用品的集散地。

广州、哈尔滨、深圳、兰州、长春、杭州、成都、郑州居民的户外运动消费总金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消费笔数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占据榜单前四位，总笔数也远超其他上榜城市。北京更是以13.3万笔高居榜首，超过第二名上海（7.24万笔）与第三名广州（5.64万笔）之和。

课题组分析，2022年一二线城市的疫情防控措施更为严格，外出旅行和出差骤减，露营、徒步、跑步、滑雪、飞盘等城市周边的户外运动和休闲业态热度骤增，成为各年龄段居民广泛接受、乐于选择的生活和锻炼方式。

其次，三四线城市“体育社交”更火爆，涌现出不少“黑马”。

报告显示，居民户外消费笔均金额前20强普遍为三四线城市。其中，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均超过2000元/笔，株洲、泉州、宁德、宁波、包头、南阳、哈尔滨均在1500—2000元/笔区间。

原因或在于：其一，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居民在房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压力较小，青年人尤其原生家庭财富积累较好的青年人更敢于消费，愿意为知名品牌和高品质户外装备买单；其二，三四线城市居民对周末及节假日时间的自主支配度更高，组团露营、自驾、登山等活动更为普遍，例如内蒙古等地近年来就出现了大批户外骑行团、房车团等。并且，这类团体性户外运动具有较高的社交属性，年轻人为了交到更多朋友，更有意愿为高价装备买单，来同时锻炼身体和满足社交欲、分享欲。

此外，北京冬奥会推高了一线城市居民的户外热情。

为提升抽样数据的代表性，课题组专门调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相关数据，进一步观察北京冬奥会对我国居民户外运动消费的影响。

整体上，一线城市居民户外运动消费金额曲线在北京冬奥会后逐步抬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冬奥会对户外运动的带动作用。冬奥会结束后，北京居民4月的户外运动消费金额和消费笔数较2月分别提升了53.6%、38.8%，尽管随后出现下滑，但在疫情稳定后再次抬升。2022年6月，北京居民的消费金额绝对值已超过滑雪季到来之前的2021年10月。

而与此同时，上海居民的户外运动消费金额和消费笔数在2022年5月才出现明显上升，这或与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较为严重有关。广州与深圳的曲线走势整体相近，呈现平缓波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