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40年，深圳，从一个边陲农业县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

更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外地人到深圳必看的三个地方之一，“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不断上演着“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

然而，由于无序生长，华强北陷入了困境，曾经创造神话的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它将在时代的激流中隐退，还是将风云再起？

文 | 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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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考虑到国防安全，沿海技术先进的军工厂都隐藏在山岭地区。驻扎在广东、广西、湖南交界处清远县山区的粤北兵工厂专门生产军用无线电半导体。

然而，兵工厂生产条件很严格，当地无法满足无尘生产的要求。

时任厂长罗鸣楷当机立断：“不搬厂等于慢性自杀”。

正逢1979年夏天，国家政策鼓励“军改民”，罗鸣楷写了“万言书”向上级陈情，最终得到批准，成功将工厂落户在深圳福田区的一片荒原之上。那一年，这个曾经叫宝安县的小渔村走上了变革之路。

粤北兵工厂的迁移，揭开华强北激荡历史的序幕。没有水就自己打井，没有电就自己用柴油机发电，没有房就自己动手建。搬迁之后的粤北兵工厂更名为华强集团——寓意“中华强大”。

1980年，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成立，规划了上步工业区和八卦岭工业区。华强集团就在上步工业区内，当时，企业旁的路以企业名命名，华强路因此得名。华强路又与深南路交叉，并以深南路为南北分界线，深南路以北被称为“华强北”。

谁也没想到，这一小段路在许多年后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电子产业与华强北相遇，得益于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遇。

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逐渐开始与欧、美、日等领先经济体一起，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作为改革开放前哨，深圳拥有毗邻香港、土地资源丰富和人工成本低等优势，迅速进入“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加工制造快车道。

电子产业就是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自内地和香港的电子产业资源不断地向深南路和华强北交会处聚集。工业区一跃升级为电子元器件的批发中心、集散中心。

1980年，第一个外商投资企业新华电子厂在华强北投产，这种在香港组装成套件，在深圳装上壳就销售的模式，让他们第一年就凭借进口25万台收录机元器件的批文赚得盆满钵满。

不久，爱华、华强、康乐、宝华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也陆续建成投产，产品都以收录机为主。此外，包括电脑在内的先进电子产品大多都要从深圳进入全国各地。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最新型号的电脑要比深圳晚三个多月到半年上市。

彼时，王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贩卖投影机和录像机，这就是万科最早的主体，当时还挂靠在深圳特发集团名下；侯为贵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做着从电风扇、电子琴、冷暖机到电话机无所不产的加工生意，中兴通讯的第一桶金由此而来。

产业逐渐兴起，建设也同样不能落后。

早些年，站在街边的人一眼就能望见天际线，周边是正在开发的土地。1981年1月20日，华强北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深圳电子大厦破土动工。

这栋20层的建筑，如今已淹没在华强北林立的高楼中，但在当年，新落成的电子大厦俨然是深圳人的骄傲——作为深圳特区制高点、第一栋以城市支柱产业命名的建筑，刚刚成立的深圳电视台用它作为每天的开播画面；市机关干部使用的笔记本、特区党建刊物，封面的图案也都印上了电子大厦。

围绕深圳电子大厦，华强北电子商圈逐渐兴起，成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再次南下深圳。在华强北的一家电子厂观看了人和电脑下棋的表演后，他笑着表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1年后，电子工业部在深圳成立办事处，整合了分散的小型电子企业，成立了深圳电子集团公司；4年后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赛格工业大楼一楼设立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的前身）。

虽然改建后面积只有1400平方米，但当时的赛格电子配套市场里汇集了来自深圳本地和内地的160多家厂商以及10家港商，他们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随后两年，电子市场生意越发红，最终占据了整栋大厦的8层楼。

从华强北市场的楼上买上第一个配件，到了楼下，你就可以装配一台手机了。”那几年来华强北淘货的外国人说，在硅谷需要两个月搞定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就能凑齐。

“硬件硅谷”之称由此得来。

数以千计的“一米柜台”看似简单，背后隐藏的却是完整的电子产业链以及技术研发机构。

比如，当时华强北就集中了电子工业部的大批企业，培育起电子元器件产业，华强北就成为中国电子元器件的集散地与采购中心。又如，爱华电子公司是国内较早的电脑企业，长城、联想以及康柏、IBM、惠普等国外电脑公司来深圳设厂，让深圳发育起制造主机板的元器件贴片工厂。

电子产品技术、零组件的制造、主机板的集成、软件的开发，都是数码产品的要素，也是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产业聚集地的底气所在。由此，一场场因“电子”而兴的故事在华强北接连上演。

1993年，摩托罗拉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在香港销售一批免提电话上的电子元器件。一名华强北的档口老板花费千元入手3万个囤在仓库。1995年，摩托罗拉停产这种电子元器件，这3万多个库存顿时奇货可居，2角钱每个进的货可以卖到27元。

当时深圳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38元，这单生意赚了几十万。

他们当然不会满足于倒卖元器件，华强北的电子厂也渐渐开始发力，电子表、BP机、收录机、学习机、小家电，偶尔还有公司可以进入海外大企业的供应链。

到1998年底，在华强北注册的商家已经超过了500家。

同年，深圳市和福田区政府共同投资了4500万元对华强北进行改造，无疑鼓舞了商家的信心。同时，环境的优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与赛格仅一街之隔的华强北电子市场正式开业。无数心怀“淘金梦”的人聚集于此。

1993年，凭着一颗年轻和敢闯的心，陈清州创立了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那时，全球专网通信市场被美国的摩托罗拉等老牌厂商所垄断，与之相比，国产对讲机的质量相去甚远，面对国外品牌的技术实力冲击，很多国产厂家纷纷倒闭或者选择转行。

但要做出中国最好的对讲机的想法一直深刻在陈清州的心中。他开始自营工厂，和仅有5人的初创团队投入到对讲机事业中，生产天线等对讲机配件。仅两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160对讲机横空出世，开创了民营企业自主研发对讲机的先河。

年轻的赵建军拿到上海交大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后，南下深圳闯荡。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广场，他和朋友租了一个柜台开始卖电脑，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发现，除了电脑之外，网卡和调制解调器也是很好的商机。1996年，赵建军和朋友成立普联，开始研发相关产品。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升级，普联的研发重点慢慢从宽带接入转移到无线局域网等业务。

1998年，马化腾与4个同学一同成立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这群具有“深圳基因”的年轻人才，在华强北的赛格大厦中摩拳擦掌，试图改变传统通讯方式。次年，他们推出了QQ的前身OICQ，仅仅9个月，总注册数就突破了100万人。

“一柜暴富”的神话在这里不断上演。一米柜台一天卖出30万元货物、档口老板一天收入数百万元……类似的传说多年来源源不断从华强北流出。“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档口”，成为每个来到这里的创客的梦想。

同样，英雄也创造了时势：

立志要做出中国最好的对讲机的陈清州成功了，专网通信已经在公共安全、交通物流、石油石化、水利电力、工商业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公共安全领域长久以来都是专网通信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在各级公安的日常警务、反恐处突、应急救援中，不乏海能达对讲机的身影。

普联的明星产品TP-Link路由器诞生，凭借着亲民的价格和良好的质量征服市场，进入千家万户。目前，全国70%以上的家庭和企业用的都是这个牌子，同时，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在用这个牌子。

腾讯就更不用说，从OICQ到QQ再到微信，从一个线上的即时通讯软件到逐渐成为连接线上线下日常生活的国民级应用，几乎覆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2019年，微信月活账号数量达11.12亿，每天发送450亿次信息，成功连接4.1亿次音视频通讯。

电子产业市场的火爆，让华强北迎来了蜕变。

从收录机时代走向VCD、DVD时代，华强北就已崭露头角，虽然知名品牌尚欠缺，但价格低廉的转型产品，如微型收录机、CD、MP3、录音笔、学习机丰富了市场，上千家工厂产出的产品在深圳产业链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此外，在商业化浪潮中，工业区的痕迹被迅速抹去，也实现了转型升级：

1995年4月，深圳国际电子城专业市场正式开业；

1997年，万商电器城、大百汇商业城开业；

1998年，与赛格大厦隔华强北路相望的华强电子市场开业；

中电信息时代广场、桑达电子、远望数码城、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城等相继开业。

由于发展迅速，这片地区地价大涨，不少工业企业外迁。同时，电子市场对周边相关配套行业需求越来越强烈。

万佳百货入驻华强北，标志着其真正演变成了城市商圈。开业时，“顾客如潮水般涌进商场。商场内的购物车根本没法推，人们只好将购物篮举在头顶上走。”

2007年的10月12日，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向全球发布，这一举动，成功让华强北的电子市场成为了全中国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到2008年，华强电子世界已成为集电子元器件与IT产品的销售、服务和信息交流服务为一身的现代化电子专业交易市场，拥有43000平方米经营面积和3000多家入驻商户；后来还新建了一个8万多平方米的华强数码城，与原有市场组成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多功能的现代化数码广场。

最火爆的时候，华强北几乎垄断了全球LED市场的半壁江山。“一米柜台”的售价水涨船高，一度达到30万元。

那时，华强北势头正盛，似乎没有人能预料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华强北所代表的不仅是机遇、奋进，还有无序和野蛮生长。

1999年，诺基亚享誉全球之时，国内只有70万部手机，而全球手机销量已经达2.8亿部。巨大需求的诱惑与低廉的成本，让华强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以山寨为主色调。

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

华强北恰好拥有从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成本低至数百元。厂商以隐晦的“SZ”标识这些电子产品的诞生地深圳。

山寨机的横行一度使华强北名声大噪，当年市面上热销机型几乎均遭复制，如诺基亚N73、N95等最热门机型，最多时市面上有数十款的复制机在热卖。

一辆微型奥迪轿车模型，翻过来就是一部带摄像头的触摸屏手机，“前灯”里面，竟能暗藏着一支手写笔；

一款有着早年“大哥大”风格的手机，因其上端的天线能在瞬间释放出强电流被称为“防狼手机”；

纵观全国，只有华强北生产的手机可以做到4卡4待、造型充满想象力，无人能及。

当每个人都只考虑如何快速挣钱时，危机很快到来。

第一，市场变了。

2007年，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横空出世，让华强北山寨手机市场措手不及——商家没有研发能力，组装与抄袭那套老路子行不通了。而且，消费者更倾向用品牌手机，待到iPhone5上市，山寨手机忽然失去了市场。

华强北档口的老板们眼睁睁地看着几万台库存山寨机囤在仓库，无人问津。成本500元一台的山寨手机，要卖700-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现在连成本都收不回。

第二，政府加大了对假冒伪劣产品打击的力度。

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被扔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碎片。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房门，一面扔下手机以销毁证物。

从价格到品质，再到售后，山寨机已经完全丧失了优势，网络时代的到来无异于雪上加霜，华强北的老板们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网被冲刷得七零八落。

曾经的华强北，依仗深圳拥有电子制造基地和贸易中心的先天优势，被全国零售商视为拿货圣地。以手机为例，品牌们通常会召开分销商会议，让各个分销商订货，而华强北就是铺货首站的大终端。在没有电商和正式运营商渠道的年代，“大终端”的渠道模式，势必会造成价格不透明等乱象。

2011年后，科通芯、猎芯网、云汉芯城等多个电商网站兴起，华强北整个电子产业链销售端开始向线上靠拢，元器件价格开始走上透明化，利润大大缩减，“不仅是翻新的元器件，就连原装的也卖不动了。”

2014年，京东和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电商一路攻城拔寨，冲击着华强北。此时，华强北租金成本接连上涨，最高时几平方米柜台月租金超过30万元，工人的工资也从每月不足千元上涨至3000元以上。

赚钱变得举步维艰。许多商贩开始另谋出路，有人顺应潮流开起了淘宝店，也有人黯然退场。据统计，华强北手机专业市场逾3500商户选择主动离开。

坏消息接踵而至，从2013年3月起，因深圳地铁建设施工需要，华强北路主干道实施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主要依靠线下交易的华强北商圈，在提升改造的四年中被一层挡板封得严严实实：客户不能开车进出，直接阻挡了一部分客流。再加上当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大环境，华强北的发展步伐慢下来了。

华强北不是没有挣扎过。

2014年9月，暴风影音发布了暴风魔镜第一代产品，这是国内互联网巨头发布的首款VR头戴产品。做VR盒子成了电子市场新的需求。

华强北的老板们嗅到了商机，立刻开始了VRBOX的组装之路，然而，还是走价格战的老路子。价格战一旦打响，所有的工厂都没有回头路，只能越做越便宜，在半年之内，VR盒子价格也从199元降到10元。

华强北屡屡传出负面消息。2014年开始，一批著名的元器件商家开始跑路，一时间人人自危。而新一轮的股灾又给华强北元器件人狠狠补上一刀。2015年，撑不下去的档口老板们掀起一股退场潮，整个华强北空铺率达到30%-40%，有的市场达到50%！

2017年初，拆去封街改造的挡板，华强北露出了新面孔。它像是做了一场梦，醒来后发现时代早就变了。

在经济转型和互联网浪潮双重挑战下，华强北转型之路该怎么走？

“山寨”，始终是华强北洗刷不掉的标签。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强大、迅速和全面的模仿功力，也给华强北翻盘提供了坚实基础。“当你任意进入一电子商场，你都可以买到能组装一部你想要的电子产品的全部零件。”这正是充分发挥想象创意，实现创新的土壤——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在华强北，你可以买到开发一个电子产品所需的所有元件，并一站式生产、销售，以此孵化创业型企业，把蛋糕做大。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汪滔创办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经费捉襟见肘，如果按照现在的无人机研究动辄投入几十个人、百万美元以上的标准，根本看不到希望。

所幸，深圳具备无人机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如碳纤维、航空铝、特种塑料、磁性材料等，种类齐全且价格低廉。在此基础上，大疆快速做出了几个无人机飞行和直升机的控制器出售，弥补了经费的不足，才有了今天的大疆DJI。

很明显，科技创新达到一定水平，必须聚合其他要素，才能迸发出巨大动力。

诚如全球最大的硬件创业加速器HAX总经理所说：

“若你突然想到一个创意，但要等五天甚至两个星期才付诸行动，那就不是创新了，必须马上就能尝试，并且不断地尝试……美国没有这种活力，只有在深圳才能看到。“富士康、比亚迪等众多代工厂，保障了打样、组装、生产及出货的速度，也就给当地公司提供了新技术率先试验与量产的时间优势。

在美国需要600美元并花3个月时间来生产的产品，在深圳只需要200美元和6个星期。

只要有设计图，华强北半天就能出一个样品，一个星期内出产千级别的小批量生产，这是“华强北速度”。

在2014年《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TOP25中，美国高通、英特尔、微软、联合技术、谷歌、惠普等6家巨头一共申请专利8161件；由深圳起家的华为、中兴、腾讯、华星光电等共申请专利达8031件。

在各路企业励精图治的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出台政策、给予支持。

2017年10月，福田区委区政府正式出台了《华强北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计划3年内投入10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十大行动”，从产业空间、业态提升、品牌打造等方面，全方位扶持华强北创新发展，提升华强北商圈综合竞争力，打造华强北新的活力与繁荣。

此后，福田区政府发布《华强上步片区产业空间供给侧改革专项政策》，通过改造、租赁、合作等方式整合片区物业，通过政府扶持降低空间成本，通过空间统筹聚集创新要素，创新发展引领转型升级，将华强上步片区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街区。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深圳之前，全球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在短短的30年里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以华强北掀起的创新浪潮为原点，现在的深圳生产着近万种高新技术产品，半数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摔倒-爬起”过程中，华强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筹谋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如此华强北，未来如何不可期？